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题为《中西教育的差异》。 文章没有指出教育本身的差异，也没有解释教育差异的原因。 它只是对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产品”进行了比较。 比较。 都说中国人聪明、颓废、迟钝、自私、不负责任； 西方人聪明、上进、活泼、无私、负责任。 谦虚一点，不要谦虚一点。 说中国人自古如此，西方人自古以来如此，无异于捂住眼睛假装没看见。 但责任心在精英阶层中确实越来越少。 比如，网络上掀起了嘲讽“专家教授”的热潮。 虽然有操纵的成分，但只有鸡蛋破了，苍蝇才会吸引来。 我想作者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看到中国人旧病未愈，又得了新病，所以他不得不去厕所脱掉裤子——以泄愤。

文化土壤的差异是中西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 如果抛开文化背景说这个比那个好，那就等于把一条活鱼扔进沸水里却抱怨鱼无法顽强地生存。

一、文化土壤的重要性

前段时间，江苏某地有三只家鹅，每天在河边悠闲地寻找食物和水，过着平凡却舒适的生活。 有一天，一只黑天鹅从远方飞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黑天鹅时而雍容华贵，时而优雅如飞龙。 这让三只家鹅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也模仿着黑天鹅扑动翅膀的动作。 结果起飞了。 也许他们忘记了他们也能飞。 看到这个故事后，有人说：圈子很重要。

自秦灭周以来，中国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等级森严、相互扶持的专制社会结构。 统治阶级追求稳定，害怕变化。 希望百姓专心耕种，士大夫各就各位。 但总有人想要探究命运的原因，向诸侯将领询问有何想法。 如果每个人都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统治阶级的“天命”游戏就必然土崩瓦解。 骗局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建立思想文化专政，垄断是非价值判断标准。 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有利于君主专制的孔孟之道及其变体宋明理学。

在无法容纳多样性的土壤中，唯一能够生根发芽的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教育。 人的心灵被套上缰绳，只允许在以缰绳为半径画的圆内思考。 在正统之外，一切创新都被视为异类杂草，必须被扼杀。

不仅心克制了，肚子也控制住了。 民国以前，专制制度垄断了权力资源和主要社会财富。 人要吃饭，就得以儒家是非为是非； 如果他想吃得好，就只能选择政府提供的科举机会。 否则，你就会像杜甫一样，空着肚子唱《秋风断草堂歌》。

在封建专制社会，人才并不是指为社会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各类精英； 不是指为人正直、有专业知识的陈天翼。 所谓“政治人才”，不求个人品格，只求官品格。 比如《人间长河》中的索额图、明珠和“枯萎邪恶”的徐千雪。 这些人一旦得到当权者的认可，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上相处得好，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再看看西方。 由于其海洋文化、自由贸易、文化互动等特点，自罗马时期起就走上了民主之路。 其次，苏格拉底十分重视自然知识的传播，将几何、天文学、算术列为必须学习的学科。 他认为教育为国家培养治国人才，而治国人才必须有广博的知识。 加之开放的参政议政方式，为人才提供了丰富的施展机会和舞台。 一个人能够成为人才是靠自己的才能，所以每个人只注重自己的发展和自我的发展。 而我们要为人情世故付出太多的精力。 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教育果实，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西方人都梦想当总统、拯救世界； 中国人目光短浅，只关心眼前的锅碗瓢盆。 说这话的人可能忘记了，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梦想的概率比被流星击中的概率还要低。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可以说进入了近代。 与此同时，在君主制高度集权的明代，也出现了争取个体解放、思想自由、人类平等的思想家。

李贽（1527—1602），生于明嘉靖六年，万历三十年自杀。 李贽一生最痛恨道教的虚伪，最痛恨道士的虚伪。 他批评道士不贤不无能。 无事可做时，他们假装胡言乱语；无事可做时，他们假装胡言乱语。 有事就胡言乱语，没有羞耻心。 他斥责他们“阳为道，阴为财，衣冠华丽，行为如狗鸽”。 彻底剥去了道士的伪装，连内裤都还穿着。 不过，李贽的比喻并不十分准确。 他不像猪，不像狗，但他也不如猪，狗。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道德家”，就想想支持国家来之不易的财富的“经济学家”。

李贽还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他斥责当权官员是“只穿衣服就吃人”的虎狼：“过去老虎蹲在草地上，现在老虎坐在衙门里。大的吃人畜，大的吃人畜，大的吃人畜。”小的不会留下鱼虾。” 总而言之，虎坐官衙，不如虎卧草丛。 老虎更加凶猛。

李贽一生都在为个人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而奋斗。 他不仅蔑视传统权威，而且敢于批评权威。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象征，李贽对孔子的圣人形象提出了异议。 当然，他批评的不是作为一个学者的孔子留学之路，而是已经成为政治偶像和统治工具的孔子。

李贽认为，孔子的圣人形象是人为的，是一种盲目崇拜。 就像武大郎看戏一样，他既没有看到，也没有理解，只是附和着别人的掌声。 道家所推崇的儒家圣典的内容，要么是史家赞颂主人的话，要么是大臣赞颂皇帝的话。 这些话未必都是圣人说的。 虽出自圣人之口，但始终是凭感觉，对病开药。 他认为是非的价值标准不可能是永恒的。 孔子的是非只是他所处时代的是非判断，应该是当代的。 “就像岁月一样，昼夜变化，也不一样。昨天是对的，今天是错的，今天错了，后天又错了。”

李贽还认为，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一定的作用，不必向孔子学习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一定要靠模仿孔子来弥补自己，那么如果几千万年前没有孔子，当时的人不就是人吗？

在李贽心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古今人一心，君子同体中西方教育差异，无贵贱之分。 社会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老百姓并不卑微，却有自己的可敬之处； 诸侯王爷不高贵，但也卑鄙。 于是他断言：“尧、舜同路人，圣人同凡人”。 这比孟子的“重民”思想在科学上前进了一大步，直接将普通人和圣人在能力和人格上平等起来。 同时，他对道家“女子目光短浅，不宜学道”的观点嗤之以鼻。 他反驳说，把女人限制在“闺房”里，男人就会走遍世界，回来后嘲笑女人无知。 更多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有远见；更多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有远见。 知识少并不意味着短视。 如果允许女性外出，她们仍然可以参与政治、写诗作文。 按照李贽“知己之道”的逻辑，可以形成一个以平等为特征的理想社会。

李贽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 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等。 然而，这里的人们几千年来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这些“异端”力量太弱，不足以形成燎原之势。 所以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席卷欧美的时候，中国还沉浸在八篇文的科举之中。

在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同环境中的人选择不同的行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和丑。 真正需要的不是全盘否定中西方教育差异，而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梅花冬天开花是为了避暑； 茉莉花在夏天开花，可以避寒，过得很好。

有时间我们再谈谈教育过程中的具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