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说：“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 刚刚从武汉一线救治返回北京的中国医生、科学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首席研究员童小林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时中国中医科学院表示，“治未病”的中医思想贯穿于COVID-19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

自1978年考入长春中医学院（现长春中医药大学）以来，童小林已与中医打交道42年。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童小林在武汉的抗疫经历让童小林对医生、中医、中医大夫这些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德、医术保护苍生”。

防患于未然，防患于未然，防病后复发

问：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医“治未病”的理念。 中医的“治未病”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如何？

童晓林：中医的“治未病”体现在三个方面，贯穿于COVID-19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 一是“未病先防”。 这是针对大量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以及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的人员。 我们为他们提供一般治疗处方，可以消除症状并预防疾病的发生。

二是“防患于未然”。 让轻症患者尽快服用中药，防止病情转为重症。 当病人病情严重时，中西医结合，可以减少死亡。 我们在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研究发现，使用中药汤剂组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80%以上，证明中药有效果“预防疾病进展”。

三是“防病复发”。 中医药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优势。 尤其是非药物疗法，如艾灸拔罐、五禽戏、八段锦等，可以有效预防旧病复发或其他疾病的发展。 我们承担的科技部恢复期项目刚刚启动，很多数据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初步结果已经显现。

问：“治未病”的理念如何运用到具体的诊疗方案中？

童晓林：首先，我和一线专家根据疾病的性质和特点，共同制定和修订国家中医诊疗方案，为一线提供指导，为国家研判提供建议。 目前诊疗方案已由第三版更新为第七版。 在借鉴全国各地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总结出包括“三药三方”在内的一系列针对性强、临床有效的治疗方法，极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 2019冠状病毒病。 二是推进社区中医药防控，制定中医同治方，打造“同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从源头阻断疫情蔓延。 三是推动定点医院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 对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1476名住院患者的治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示，中药汤剂组死亡风险降低了87.7%。 四是提前安排康复干预，指导湖北省中医院建立全国首个康复门诊，牵头建立全国康复门诊协作网络。

关键是要了解疾病的性质。 《黄帝内经》云：“观色脉，先辨阴阳”。 除夕夜到达武汉时，正下着小雨，天气又湿又冷。 吃完晚饭，我在院子里走了一个多小时。 武汉人家里没有暖气，所以那天晚上我把空调全部关掉，打开窗户，了解这个病发生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中医应该怎么治疗。

第二天一早，在看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大量患者的脉象和舌象后，我做出了基本判断：COVID-19是由寒湿病毒引起的“寒湿病”。

问：中医强调辨证论治。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童晓林：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 病人多而中医少，一一把脉、一一开药是不现实的。 《黄帝内经》云：“五疫发生时，无论大小，皆易相互传染，症状相似。” 瘟疫大规模传播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掌握要诀，运用常用治疗方剂，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我们在主方的基础上，针对发热、咳嗽、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制定了4个加减方，并尽量做到个体化用药。 “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辨证同治，同治方是辨证施治的灵活体现。

在基本判断COVID-19是由喜寒湿的病毒引起后，我结合很多患者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最终确定主要病变是此病的主因是肺和脾。 确立了清肺除湿、解毒通经的治疗原则，制定了由槟榔、炖草果等20味中药组成的同治方——寒食迎方（武汉抗疫方） 1号处方），广泛应用于社区、隔离点、方舱医院。

中医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大幅提升

问：您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1980年代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工作，您能谈谈中医药在其中的作用吗？

童晓林：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苏北地区爆发了流行性出血热。 1985年到1988年我读博士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在和出血热作斗争。 当时流行性出血热病例较多，初期死亡率也很高，超过10%。 我跟随恩师周仲英先生，把出血热当作“温病”来治疗，救治了一大批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 后来死亡率降到1%以上，在重症、危重症的诊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严重的经历。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非典临时定点医院。 我担任该院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组长。 我诊断并治疗了248名SARS患者。 我还出院了医院里最后一位非典患者。 除中西医结合治疗200余例外，我们还采用纯中药治疗11例。 我们从中医鼠疫理论出发，创建了“非典肺炎病毒流行四阶段八向”治疗方案，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和抗生素。 事实证明，中药的疗效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发热、咳嗽、哮喘等症状明显改善，病程缩短，已成功救治11名患者。 我们写了一份病例报告，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问：为什么中医药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能够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

童晓林：对我个人来说英语作文，经历了前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这次我更有信心了。 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队员，更是中医专家组的组长。 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把握诊疗的总体方向。 这与前两次不同。

与前两次相比，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中医介入治疗较早，首次重组系统接管病房，首次中西医联合巡查病房。 首次深入参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 这首先得益于我国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医立即干预，让患者尽快服用中药——这是今后应对新发重大传染病时可以借鉴的模式。

作为一名医生，就必须用医魂、医德、医德、医术来保护老百姓。

问：你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 是因为你的母亲才让你选择行医吗？

童小林：我的母亲是一名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员。 离开战场后，在东北冬季零下零下二十至三十度的天气里，每当听到求医的呼唤，母亲就会不顾严寒立即背起药箱去看医生。 虽然她学的是西医，但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学了针灸皖南医学院图书馆，在身上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针的感觉。 母亲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所以我很早就决定学医。 小学三年级时，我写过一篇作文《做白求恩式医生》。

1978年，我考入长春中医学院。 那时我全家都很高兴。 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

问：您的中医导师周仲英先生和李积仁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

佟小林：这些先生的医德、医术、学术精神对我影响深远，是我的引路人。 还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图书馆借书，遇到了一位老人。 他一口气将我面前的二十八条经脉一字不差的记了下来，然后背诵了十四条经脉和奇经八脉。 我的脉搏从头到尾，我惊呆了。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未来的启蒙老师——陈玉峰老师。 陈老师中医理论基础扎实，讲解深入浅出。 从那时起，我开始打下扎实的中医基础。

此后，我在皖南医学院跟随李积仁先生学习《黄帝内经》。 李先生是我国第一位中医大师。 他教导我基础理论要与临床紧密结合。 他还让我认识到剂量是中药发挥功效的关键。 周忠英先生是急危重症治疗方面的专家，我是他的第一位博士生。 他对我的病机理论给予了启发皖南医学院图书馆，为我研究“状态-目标因果”方药策略提供了方向。

问：1991年至1994年，您在日本熊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日本想高薪留住你，你却决定回国。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童晓林：回国的原因很简单。 我是国家培养的一名中医。 如果雇主需要，国家需要，我当然要回来。

回国后，我接任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 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议成立中医糖尿病科，这在全国算是第一个。 当时中西医结合界认识到中药只能辅助降血糖。 我坚信中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有自己的方法。 针对糖尿病早中期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们提出了以“杀郁清热法”为中心的一系列疗法和方剂，最终获得了高水平的证据有证据表明中药复方可以独立降血糖，打破了“中药不能独立降血糖”。 糖”的问题。

问：您曾说过：“只要行医一天，就必须细心照顾病人”。 您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童小林：医生是治病救人的。 以苛求的态度完成每一次诊疗，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成长为一名思维敏捷、知识渊博、责任心强、有成就的医生。 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所有医务人员都会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病人需要​​你。 无论环境多么危险，你都必须永远冲在最前面。 这是医生的责任。

我为自己“中医”的身份感到自豪，但这也意味着责任重大。 病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你，所以你要付出百分百的认真和医术，同时也要竭尽全力去救治病人。 中药的特色优势是“简单、价廉”。 如果能避免开大药方，花最少的钱治病，何乐而不为呢？ 作为一名医生，就必须用医魂、医德、医德、医术来保护老百姓。

我们要努力学习、解决问题、独立自主

问：您从事中医药工作已有42年了。 您在学习和研究中医方面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童小林：学中医就是要努力。 别人要一个小时，我却要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到外面自习。 夏天皖南山区蚊子多，穿了一双雨鞋，防蚊虫叮咬。

我认为中医研究的关键是处理好“立正”与“创新”的关系。 “正气”需要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文化，而“创新”则需要创新、质疑、甚至在前人的基础上。 涉足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领域。 科学突破的每一步都是“无人的领域”。 真正的创新不是遵循别人的标准，而是探索并制定标准。

不同观点的碰撞更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这也是我鼓励学生的。 相信书比没有书要好。 我们要努力学习，寻求解决办法，自力更生。 我们要把中医的学习和思维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不断代谢旧的，吸收新的。

问：为什么建议在COVID-19恢复期推广康复诊所和社区康复站？ 为什么健康社区很重要？

佟小林：我们对600多名患者进行了统计，发现恢复期的患者主要有14个主要症状，比如咳嗽、胸闷气短、乏力、失眠等，这些症状会极大地影响治疗质量。影响康复患者的生活。 和健康水平，所以从2月中旬开始，我开始策划和推动建立社区康复站和医院康复诊所。 这就像一个缓冲区，可以帮助减少COVID-19出院患者恢复正常生活的阻力。

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社区中医防控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况下创建的，但对未来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有很好的启示。

问：您对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有何想法和建议？

童晓林：21世纪现代医学面临六大挑战：老年病、慢性病、代谢病、心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和突发瘟疫。 如果说克服感染、创伤、急救的时代需求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那么21世纪的六大医学挑战则是时代赋予中医学的机遇。 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共同成长是未来中西医融合的基本过程，而自信、自立、自强是中医从业者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 迎难而上，顺势而为，古老中医药必将在新时代大显身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王绍伟、柴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