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选择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海外深造的人持续增加。2023年5月，新东方教育发布了《2023中国留学白皮书》。报告中的数据表明，过去五年间，25岁及以上硕士博士意向群体数量稳步上升，到2023年已占总人数的12%。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是已经进入职场的成年人。

三四十岁，在整个人生旅途中，年纪尚轻，但在学生群体里，已经算是成年人了。社会对于晚辈留学现象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人觉得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去深造是为了躲避现实中的困境，也有很多人赞赏他们勇于突破常规、重新塑造人生的决心。对于“留学优势是否依然存在”的疑问，人们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牺牲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投入巨额资金与时间前往海外深造，这样的选择是否划算？这种年纪偏大的留学行为，究竟是为了躲避眼前的困境，还是为了积蓄力量，开启新的征程？

文_苏素

文章原载于《留学》杂志总第222期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摆脱“中年职场危机”

职业生涯中存在不易察觉的“黄金时期”，即从离开大学到三十五至四十岁这段时期，一旦超出这个阶段，便容易遭遇“中年职业困境”。国内某个知名求职网站曾开展一项题为“你的职业中年困境是否已经显现？”的问卷调查，调查表明百分之八十四点零六的从业者陷入“中年职业困境”。再加上后疫情时期工作机会的竞争愈发激烈，使得“中年职业困境”的现象更加突出。

四十三岁之际，张亮计划前往海外深造。先前供职于网络公司，担任市场主管的他，毫无预兆地遭遇了解雇。随后，他在招聘网站上递交了数十份个人申请，目睹心仪职位的要求从主管、经理层层降低至助理，却始终未能获得录用通知。他转而考取资格认证，尝试运营自媒体，积极探寻其他可能，然而依旧看不到前景的明朗化。

张亮尝试了半年的努力却毫无进展，于是他决定到国外继续深造，希望借此获得新的发展。二零二二年岁末，张亮着手申请美国的高等学府。凭借过往的职场经验，他获得了六所知名大学的入学许可。经过慎重比较，他最终决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的学科方向是此前未曾接触过的非营利机构运作。

过去这些年我主要从事市场相关工作，但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非营利领域才是我最热爱的方向，并且也更适合长远发展。张亮希望通过出国留学，能够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从而克服中年危机。

付晓宇和张亮的目标如出一辙，他在互联网领域服务了八个年头，同样选择去美国深造商业学科，程序员群体中广泛流传一种说法，三十岁之后，若继续从事编程工作而不担任管理职务，则视为人生失败，互联网行业里，纯粹的技术岗位发展前景通常较为狭窄，三十多岁若未能晋升管理层，极有可能遭到淘汰，届时将遭遇“三十五岁职场危机”。

我现在到国外求学，获得了管理学方面的学历，等学成归国，就有机会转行去做管理工作了。而且，通过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以后想要获得晋升或者更换工作，也会更有优势，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能够尽早避开所谓的‘35岁职业风险’。付晓宇这样说道。

寻求二次择业的机会

在大龄留学群体中，部分人因为个人志趣或事业考虑而改换专业方向，目的是为了争取新的就业选择。

赵伊楠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她曾在跨国公司任职多年。她决定放弃当前的工作，选择出国深造，目的非常清晰：她原本从事的岗位薪资待遇和环境都不错，但她对创意领域充满热情，希望转行进入广告行业。出国读书为她提供了重新选择职业道路的契机。

赵伊楠觉得，出国深造不仅能获得一个崭新的学历，还能再次利用大学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这些条件在步入社会后很难碰到。她坦言，进入职场后才清楚，除了专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同样重要。留学期间可以结识更多同伴和业内资深人士，从而拓展社交圈。将来大家能够彼此交流情报、探讨合作，这算是一笔宝贵的经历。

王琛也有过相近的过往。她于32岁之际，前往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进修硕士，专业领域是传播学。此番求学之前，她曾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的教育领域。从教育转向传播，意味着一个相当大的职业转变。王琛认为，跨学科留学是她实现职业转型的关键途径。

转行能否借助留学成功尚难预料，不过王琛对此很有把握。她觉得，“年纪稍长”的留学生比起刚毕业的学生，其实有不少长处：许多改换专业的人，凭借经历和先前的工作履历，对跨领域课题的认识会更为透彻，对于撰写论文的构思也更容易领会。而且，许多年纪偏大的海外学子已经具备丰富的职业背景，他们通常会集中精力获取特定领域的实践经验，这样在寻求职业转型时，就能有效减少摸索的过程。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周允今年三十岁，已经参加工作，他选择再次出国深造，是为了达成一个一直以来的心愿，这个心愿源于他的专业背景和兴趣，他大学本科学习的是英语，德语则是他的第二外语，他一直渴望去欧洲旅行，因为他觉得既然掌握了欧洲的语言，欣赏了那么多相关的电影，如果不去亲眼看看那里的风景，那会非常遗憾。

周允大学一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她年龄渐渐变大，去欧洲深造的念头愈发迫切。周围的人却不停地劝她放弃这个想法，有人说她年纪不小了，和同学之间年龄差距明显，一起学习会很别扭，还有人建议她先找份好工作，然后早点结婚生子，诸如此类。然而，周允心里始终有个声音在呐喊，她渴望出国求学，亲眼见识一下外面的天地。人生本就是一道选择题，不该只有“到了年纪就必须组建家庭、繁衍后代”这一种答案。

周允高中时最向往的学科是历史,却因意外没能报考,这件事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经过一段异常艰难的申请过程,她最终被意大利一所大学看中,攻读的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历史学科。

夏麦是在34岁那年做出了出国深造的选择，她在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了本科学业和硕士研究，职业生涯在金融行业已经持续了十年。她在北京生活，习惯了熟悉的环境和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如果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就换下一份工作，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有一天，她忽然领悟到，如果现在不去做某些事情，或许未来再也无法有机会了。

我是个有追求的人，不把目标达成很难甘心。大学时代夏麦就萌生过海外深造的念头，可转而投身职场后，这个心愿便耽搁下来。往后十多年间，留学这个念想总像野草般倔强，时隐时现却从未真正消失。促使我决心出国的原因有不少，既想在金融商科领域系统进修，也想借此机会谋求职业生涯的蜕变。夏麦曾经健康状况不佳，在寻求治疗期间逐渐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并非仅限于职业贝语网校，趁年岁尚轻，应当努力追求个人抱负，去发掘更多人生际遇。她于三十七岁那年，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逆“社会时钟”而行，值得吗？

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加顿曾经阐述过“社会时钟”这一理论想要出国留学，它指的是一种得到社会主流文化认同的生活步调。对于很多人而言，遵循“社会时钟”，人生遭遇挫折的机会会减少，生活也会感觉更顺畅。然而，诸如张亮、周允、夏麦这些“高龄”留学群体，他们选择主动违背“社会时钟”，自然会承受更多挑战。

首要的是“岁月不安”。中青网曾实施一项调研，调研指出三十至三十四岁是容易产生“岁月不安”的时期。在访谈里，许多人都会提及“不安”这个表述：同辈人的事业已经取得初步成功，而自身还在求学，会感到显著的差距和不安情绪。

我偶尔也会对自己不生育却坚持深造的选择感到迷茫。我的本科同学几乎都已为人父母。然而在意大利，这种对年龄的过分担忧会减轻许多。周允的班级里，同学们的年龄跨度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其中一些人的年纪甚至超过了授课老师。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她时常能碰见一些须发斑白的老年读者背着书包，拿着手提电脑，赶在清晨就到图书室抢占座位，这样的情景总能让她倍感振奋，她从不为当初选择出国深造感到懊恼，只要心中怀揣着追求的事业和远大的志向，年纪根本不会成为阻碍，她对此信念坚定地表示。

接下来要谈的是“成本效益”的考量。早些时候，出国深造被视为“加分”的方式，不过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经济形势不佳，许多人倾向于利用年轻时光在就业市场上寻求晋升。当社交平台上频繁讨论“归国者收入难以覆盖教育开销”的话题时，花数年宝贵光阴，远渡重洋去当“经济困难的学生”，究竟是否划算？

张亮拿到了芝加哥大学发放的两万美元助学金，然而在美国读一年制硕士，个人还需承担四十多万元的开销，这个花费实在很高。用投入产出比来计算，这笔钱算是白花了。他坦言，如果一开始就抱着要收回成本的想法想要出国留学，他根本不会选择出国深造。他这样风趣地评价自己的决定。

我从事金融财务分析工作，不过我认为留学不该以“投入产出比”作为评判标准，夏麦表示，对于我而言，出国深造最关键的是开阔眼界、丰富阅历。我能与诺贝尔奖得主对话，可以和来自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同学们互动，他们给我的思想观念带来深刻影响，使我更加自信和刚毅。这些收获都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

某种层面上讲，“高龄”出国深造是社会包容性增强的体现。在多元的环境中，能获得多样选项实属幸运。职业并非生命全程的唯一，成就亦有多种诠释，能否再度启程取决于是否已构思好未来的人生蓝图。任何抉择都应获得敬意，只要明确目标，不论何时开启新篇章都不为迟。

来源：《留学》杂志总第2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