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高考改革：四两拨千斤，给考生更多选择权

“减少英语考试分值，提高听力比重”“控制特长生招生比例”……万众瞩目的中高考改革，出人意料地在北京打响了“头炮”，并随之引发了教育界专家学者的热议。

对于颇受关注的“英语分值降低、语文分值提高”的调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这既体现了对英语学习本质规律的回归，同时彰显了对母语教育的重视，“分值降低不代表对英语的轻视北京酝酿高考改革，随之可能带来的学习方式、考试方式、课程设置的变革才是重点。摒弃‘哑巴英语’，让英语学习更专业化、实用化才是目的。”他同时指出，此次改革方案提出的“英语社会化考试”也极具推动意义，“打破了‘一考定终身’。”

“四两拨千斤”。尽管此前有声音认为“这次只是考试科目的微调”，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分值、考试的变化，而在于它可能会勾连起对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变革，“有些改革不必伤筋动骨，却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次调整‘砍’的都是‘硬骨头’，切中了要害，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也体现出了变化。对于基础教育，必须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进行调整，个性化学习、探究式学习、学生自主学习会越来越重要。”

北京市丰台二中副校长陈维贤佐证了程方平的观点：“目前不少学校都在研究课程改革方案。改革对老师和学校都具有挑战。老师要改变旧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学校要对整个课程时间和内容的设置统筹规划。”

而随着各地频频传出的中高考改革风声，作为触动中高考制度的先行者，此次北京改革又能提供什么镜鉴？

“‘减负、均衡、公平’的大方向可以借鉴。北京的改革关照了中华民族的教育需求，尊重了学生个性化的特点，也牵动了教育变革。”程方平说，“但具体做法不能照搬北京酝酿高考改革，北京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很多地方却是‘一中现象’（即把最好的资源集中用于建设当地“第一中学”等）突出。任何改革都要因地制宜。”

“要等待，要耐心，必须从大处着眼推进，而不能只顾及单个人的利益。”程方平同时发出这样的告诫，“对于教育改革，任何理想化的解读都可能是一场空，它需要试错的过程、一连串的制度支撑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理解配合。此外，还需要完备的监督体制，在相对纯净的环境下进行。如果失去了这些，任何完美的中高考改革设计，最终只是一场空。”（邓晖）

10月21日，北京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这一被称为北京地区“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改革，为酝酿已久的遍及全国的高考改革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对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产生何种影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

记者：高考改革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此次北京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得北京高考改革终于迈出实质性的一大步。与此同时，全国层面以及各地酝酿的高考改革方案也呼之欲出。您认为北京方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于涵：我认为北京率先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向全国的高考改革释放出三方面信号：

第一，“以生为本”，给考生提供更多选择权。例如，北京市调整志愿设计及投档方式，本科志愿填报实行本科批次平行志愿组填报方式，使得考生在填报高校志愿时，更加敢于去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而不用像以前一样过多地考虑会“落榜”的问题；又如英语考试2016年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打破了“一考定终身”，这本身就是增加考生选择权。

第二，立足全局宏观调控，促进教育机会公平。例如，高考招生在北京市规划的生态涵养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设本科专项招生计划，增加这些地区升入本科一批高校的学生人数。这些都是立足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作出的具体努力，也势必会对北京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及城市持续科学发展作出贡献，其长远成果将惠及全体北京市民。由此联想到从2012年教育部开始推动实施的国家“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及以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的“自强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圆梦计划”等为代表的知名大学面向贫困、边远、农村地区开展的专项招生计划，都凸显了政府和大学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的不懈努力。

第三，减压增效，加强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未全面完成之前，“高考考什么，平时学什么”，是高考指挥棒在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发挥导向作用的生动写照。因此，高考的内容与形式，甚至直接决定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走向和成效。本轮改革中，首先拿已经“过热”了的英语科目“开刀”，并且将分数“盈余”投向我国母语地位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语文科目，以及体现高校选才需求和提升选才效果的综合科目，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记者：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使得考试的方式、标准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改革对高校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会产生什么影响？

于涵：在我国目前的招考体制下，高考内容、形式的改革对高校人才选拔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招考不分”，甚至大学招生录取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以考代招”，所以仅改革高考考试本身，对大学招生及育人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无异于“隔靴搔痒”。

从有利于大学科学选才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看，当前更需要的是打破目前大学按照高考分数统一划线录取的“一元选拔模式”，全面、深化地改革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招考“双选模式”，即考生可以选择大学、大学也可以选拔考生，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状况和发展意愿有多次、多样的选择；大学可以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实施更科学、多元的选拔，实现学生“学”有所选、大学“教”有所选。

当然，考试招生综合改革的推进，既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也需要基于全局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分步实施以及坚持不懈扎实推进的智慧和作为，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做出“攻坚战”的努力。令我们高兴的是，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校，从民意到舆论，都在向着有利于推进这一改革大局的方向努力。

记者：可以看出，这次中高考改革方案，特别是有关中考的改革在推进教育均衡方面着力很多，您认为，中考制度的改革将传导给高校什么影响？

于涵：可以更好地体现高校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责任，也会优化高校特别是名校的生源结构。（晋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