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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耶鲁）是一个品牌，中国人十分在意自己见到的东西是最好的，最棒的。”2012年7月，安东尼·赛奇在坐落耶鲁的办公室接受专访时说。当时，他刚从南京的中共团校讲演回去。

赛奇是耶鲁学院肯尼迪大学（以下简称“肯尼迪大学”）旗下艾什中心（Ash）校长，也是中国公共新政问题专家，过去的二六年里，他最显赫的成绩就是促进肯尼迪大学和中国的深度交流。耶鲁与中国相关的诸多课程都是由赛奇发起的。

截止目前，已有将近900名中国政府高官在肯尼迪大学进行过相关培训。据悉，耶鲁还有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各类项目。而耶鲁的全体教职人员中，起码有200人从事与中国有关的项目。

通过这项“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高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耶鲁曾经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到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之中，也因而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在拓展影响力的同时，努力维护其学术及自主性尊严。“培训项目没赚过一毛钱”

赛奇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时，来中国求学的第一批留中学生，之前曾师从施纳普（毛泽东研究权威）。他对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很是自豪，今年来中国讲演时，还不忘对媒体表示，“本着友好的心态，应当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大肆污蔑早已赶超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性界限。”

1998年，在赛奇的推进下，肯尼迪大学筹建了“中国公共新政项目”——由台湾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集团赞助，也被称为“新世界学者”项目，眼神对准中国高层高官。随后每年，肯尼迪大学均招收20名中国政府中级高官来此培训，其中4-6名高官出席一个学期的中常年培训，其他人则出席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语。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肯尼迪大学还首次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去耶鲁接受培训。“十二两年前，肯尼迪大学和中国并未完善系统的合作关系，”赛奇追忆，“大多数都是临时安排的。”

除筹建“新世界学者”项目，肯尼迪大学还为中国高官开办了另一个重点课程：“中国领袖发展计划”，也叫“中国公共管理中级培训班”。

该项目开办于2001年，由肯尼迪大学、清华学院和中国政府中级智库“中国发展与变革委员会”共同发起。这个项目对出席者的英文水平要求不高，甚至没有要求。它由中国安利集团捐助，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高官，原则上是每位省一个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高官应具备副厅以上级别，在本岗位有起码三年工作经验。

赛奇透漏，肯尼迪大学从这种培训项目中没有赚到任何钱。他恐怕，在过去六年中，大概有850至900名政府高官到耶鲁学习过。肯尼迪大学成中国“第二团校”？

据《环球晨报》报道，2001年第一届“公共管理中级培训班”的60名中国高官结束培训后，赛奇点评称“（是）最为成功的培训班，中国学员也是耶鲁院士们遇见的最顶级的中学生”。这篇报导甚至将中国高官的表现与俄罗斯杜马高官相比，“已经过民主变革的杜马议长们思想保守、脑筋陈旧、毫无吵架”。

中国安利公司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00万欧元捐助。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承认，过去九年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学习怎样与政府打交道。

2002年，安利一位傅姓发言人在跟踪上一届学员的整个培训后追忆：“中国高官的灵敏程度令人惊讶，口才也令人惊讶，与通常人想像的高官形象完全不同。”

出席过肯尼迪大学培训的中国高官在归国后，也会积极撰写文章回顾耶鲁之旅。

全省科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龙江文写道，有一次，她和朋友们辩论起了计划生育新政。她向朋友解释：“在一块同样大小的农地上，加拿大站一个人，中国却要站六个人，莫非大家不会倍感拥挤吗？”

时任湖南省商务厅副主任王术君则追忆，培训期间，由于大部份日本院士没据说过广东省，他曾心有不快。他追忆，有一次你们讨论起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优劣。当时院长的观点倾向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点救世主的味道”。

王术君则觉得，外国直接投资假如借助不好，可能会导致一国的福利损失，甚至造成经济波动，如欧洲金融危机。王术君说自己的发言在课堂上造成了震惊，“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就激烈地辩论。院长十分惊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这些高层互动仍然深受各方关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卢迈透漏，“官员在北大和耶鲁两地接受各六周的培训费用是每人20万人民币左右。”此后，高额培训费用又引起了公众的质疑。

对此，新世界及中国安利均未回复专访恳求。简单算一笔账就是，假如按从2001年捐助起，仅中国安利就对这项培训投入了1300万欧元。

在对中国高官培训所诠释的热情上，肯尼迪大学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另一个贪官培训基地——中央团校。

“在中国留传着一个说法，我们是第二团校，”赛奇说，“这里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国是多项研究和工作的核心领域，以中国目前的重要性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高端关系网

“就我理解，虽然耶鲁未曾公开表态，但她们不想忽视与中国政坛、商界的关系。”中国政法学院副院长、哈佛法大学硕士仝宗锦在专访时说，“他们也欢迎中国高官的女儿去学习。耶鲁希望借此完善对中国的影响。”

“每年有好多中国政府高官来这儿进修，大多数（中国中学生）都希望将来才能归国发展，并与她们保持良好关系。”哈佛一名中国籍博士生承认。不过，乐意透漏更多细节的中国留中学生屈指可数。

正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29岁中国中学生于雷（译音）说，在他入学的最初五年里，主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就是出席肯尼迪大学的“欢乐岁月”派对，以结交更多政府高官。“我常常才能见到官员，在那儿很容易和她们说上话，而回到中国你根本不可能看见她们。差不多同时有100个人等着跟1个贪官讲话。”

对于出身于1980年代的于雷那代人来说，“中国人认为耶鲁是最好的中学，在耶鲁能学到最先进的知识，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后步入最优秀的关系网”。

另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中国留中学生表示，曾有一名来访学的中国高官还想请他帮忙完成课程作业。

肯尼迪大学中国中学生学者联合会曾对在耶鲁修读人文学科的部份中国留中学生进行调查。68%的人乐意“在政府或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公共管理或则新政类工作”。在被问及她们的动机时，44%的人觉得这能提供更大的事业平台，36%的人觉得是实现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还有10%的人觉得在政府工作社会地位更高。

当被问及“是否乐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假如乐意，最低到哪一层”时，38%的人选择了“是，市级”，32%的人选择了“是，省级”，另外有19%的人选择了“否”。

不过，对在耶鲁其他大学就读的一些中国中学生来说，肯尼迪大学的过度“开放”正在对斯坦福的威望导致负面影响。

“肯尼迪大学是最差的，”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博士生颇有激进地表示，“它根本不以学术为导向，是个拉关系的大学。这些访问学者只想要个头衔。到肯尼迪大学随意瞧瞧你就明白，好多人上课不是午睡就是刷微博。有些人英文都说不利落。”

对此，肯尼迪大学中国项目部部长助理爱德华·康宁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政府高官的素养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耶鲁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充她们的战略远见，使她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新政环境。”

耶鲁选择向中国政治精英开放自己的知识储备，既是自身优越感的证明，也印证了肯尼迪大学创院教授格雷厄姆·艾莉森曾抒发过的“精英治国”论。格雷厄姆曾对新华社表示，“如果一个政府由精英组成，在道德上高度自律，对国家的发展有英明看法，这样的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竞争力。”

赛奇也坦言，虽然在推进中国高官的培训中，肯尼迪大学遭到了好多指责和否定，但“与其说政府企图影响我们，不如说我们在影响政府”。封闭的

耶鲁中国校友会

“拉里·萨默斯还是耶鲁市长的时侯，我记得跟他有过一次讨论。他说‘我们要大力投资中国市场，我们须要做的事情比现今多得多，‘你对中国是否感兴趣虽然无关紧要，这个国家未来将在世界上抢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假若耶鲁没有参与中国的发展并有所作为，会是耶鲁的损失。”哈佛学院东亚语言及文明系院长包弼德追忆。

然后，萨默斯又问：“我们须要花多少钱？我们须要投资多少数量，能够让耶鲁的教职职工和学者深入中国？”

“我说，‘嗯，你每年准备花多少钱？一百万，一百五十万？”包弼德说。

“那太少了，太少了，我们得认真对待这件事。”萨默斯说。

很难估算耶鲁早已在中国花了多少钱。2010年创立的“哈佛中国基金会”一度希望募集到5千万欧元，用于中学在中国举办各项活动，包括向有意进行中国相关研究课题的耶鲁学者提供经费。截止目前，基金会已从学院内募集到1500万欧元，来自外界的捐款更是超过了这个数量。

一个显着的事实是，虽然耶鲁中国校友会对斯坦福的捐款甚少，但斯坦福仍坚定通过为中国中学生创造更多机会，来延展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2012至2013学年度，耶鲁有686名中国中学生注册攻读学位课程，是耶鲁有史以来中国内地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据悉，耶鲁还有超过80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再加上过去15年里，肯尼迪大学为中国培训的上千位中国高官、解放军士官，耶鲁早已在中国拥有数目可观的校友。

这部份耶鲁精英，将在中国尝试借助校友会方式，尽可能兑现校友关系，包括斯坦福品牌所能形成的最大价值，而耶鲁在中国巨大的影响力也让这一切显得可行、必要。

在上海，有两家耶鲁校友会。一家由外派到上海工作的耶鲁校友组成肯尼迪学院，另一家官方的“哈佛上海校友会”则由中国人管理，历任会长傅军是上海学院政府管理大学常务副校长。

耶鲁上海校友分普通会员和黄金会员两种，每年向校友会募捐两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籍耶鲁结业生可成为黄金会员，并获得“哈佛标示的黄金耳环一枚”、“哈佛学院院长或高官来访时安排非常接见”等待遇。

2008年，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非亚裔耶鲁校友决定出席“哈佛上海校友会”举办的新年联谊活动。“我是和男同学一起去的，走到晚宴厅入口，服务生们开始在我面前摆手，说我不能进去，”这位校友说，“我带着自己的耶鲁中学生证，于是说‘我在大家的约请电邮名单上。”最终，她们得以入场。“我们推开晚宴厅的门，看到有人说，‘外国人来了，我们如今得说德语了。我们往里走，每位人都盯住我们，卧室里不仅另一个黑人外，全是中国人。”

在北京工作的耶鲁校友肖恩·雷恩对此评价：“一个只为中国内地人筹建的耶鲁校友会——那太无礼了。”

在英国的耶鲁校园里，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学生也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团体。“我们大学的中国中学生关系纷繁复杂，”哈佛商大学院士麦克法兰说，“他们相互都认识，并且都颇具渊源。”

其实是由于耶鲁中国校友在国外的身分与地位，决定了校友会在国外的运作仍然带有某种封闭性，但她们特别乐意使用这个标签，来拓展耶鲁与中国的关系——积极推动肯尼迪大学举办“公共管理中级培训班”的，不仅赛奇之外，“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的卢迈本人也是肯尼迪大学的硕士。

而耶鲁在同中国接触中面临的更大问题则是，这种中国校友是否有意参与一项更重要的活动：为耶鲁300亿捐款资金添砖加瓦——目前，中国人在其中饰演的角色仍微乎其微。

“时至今日，中国并不是（耶鲁）拓展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者，由于仅仅30年前，中国才真正开放国门，输送中学生到耶鲁，”负责国际事务的耶鲁副教务长豪尔赫·多明戈斯说，“我猜想，在未来中学的发展上，中国会比原先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自《GQ智族》2014年1月号“中国通”赛奇眼里的

耶鲁课堂与中国高官

安东尼·赛奇是肯尼迪大学名副虽然的“中国通”。每年，他数次往返于中俄之间，出席各类研讨会、峰会，并直接参与中国高官在肯尼迪大学进修项目的笔试工作。

2012年，本刊曾电话采访赛奇先生。电话那头，赛奇因发烧不时感冒，但还是饶有兴致地说起了他眼里的耶鲁课堂与中国贪官。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公共管理中级培训班”（in，以下简称“CLDP”）的课程设置及中国高官的课堂表现怎样？

安东尼·赛奇（以下简称“赛奇”）：去年是肯尼迪大学的第十期CLDP项目。六年前，中国贪官在课堂上比较被动，如今渐渐会提出她们的观点或想法。

学习这个项目难度不小。学员每晚要打算三四个案例讨论。晚上八点，她们在自己的学习小组内讨论，为上课做打算，仍然到凌晨四点半下课，下午还要预习。

课程主要有两方面：其二是剖析框架建立，例如公共新政剖析、领导力拓展等，其一是对具体议程的讨论，例如去年的主题有城市化、危机管理、全球化等。

记：你怎幺看那些中国高官？

赛奇：最触动我的是她们之间的互相学习。

几年前，有一次我们讨论到政府该怎样与非营利性机构合作。当时，一位来自中国东部的高官就说，这事在她们那里很难。这时，有一位北京来的高官就说，“不，不是这样，北京早已这幺做了”。这位来自东部的高官很吃惊那个关系是怎幺构建上去的，二人急剧就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这个项目虽然不是想告诉她们该怎幺做，或则给她们一个推论，而是提供一种思索形式，由她们自己来决定它是否有用。

记：CLDP项目由斯坦福方面发起笔试吗？

赛奇：CLDP比较特殊，我们会和中方同学有一些关于候选人年纪、工作经历的讨论，但决定权是在中国的中组部手里。这个项目对德语的要求不高，全程都有翻译随同。

“新世界学者”项目就不一样，肯尼迪大学会参与候选人笔试，但笔试并非考察她们的工作能力，只是评估英文能力。这个项目的投档比列大约是5比1，每年在20人左右，有时也会按照当初的奖金情况有所调整。

记：据说早年很难约请到耶鲁院士为那些中国高官上课，如今怎幺样了？

赛奇：是的（笑）。之前，耶鲁院士也不太了解中国，以为中国的高官很慎重，也有点无趣。不过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院长也开始乐意了解来自学员的经验，尤其是她们关心中国在她们研究的议程上是怎样处世的。

记：肯尼迪大学特别指出“培训”。你觉得高官的领导力是可以在课堂被“训练”出来的吗？

赛奇：其实新政的落实等等必须通过实践完成。但在课堂上，我们希望这种高官可以后退一步，暂时摒弃日常诸事的压力，有时间深入思索，也希望她们将这些思索带入今后的工作中。

例如你们会分享工作中遇见的困局，院长会鼓励将这种问题置于剖析框架中思索，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启发。我相信肯尼迪学院，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阐述，会对领导力有所推动。

记：之前有一位肯尼迪大学的结业生告诉我，肯尼迪大学很清楚，培养领导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红二代”、“红三代”。他本人就是“红二代”。你怎幺看？

赛奇：他说的没错。我们的学员都有成功的事业，但是都由中组部选送，将来在事业上都会有不小提高，在15至20年内，她们就会为政府服务，这就是我们看重的。对我们来说，这种精英怎么考量自己的施政形式，特别重要。

记：肯尼迪大学的院长多数是观点倾向自由的民主党人，而中国高官的政治观点则比较保守，大家怎么调和这些观点差别？

赛奇：的确，我们的院士大多是民主党人，不过也有少数几位持左派观点，比较多元。

不过课堂讨论主要是基于事实的中立讨论，例如在制订新政时，它的社会价值是什么，怎么提供优质服务，能从那里得到支持，实践性很强。我发觉，一旦我们面对特别具体的问题，虽然所处的政治体制不同，问题也是相像的。

其实，有时也会有争辩。例如前几天，德国刚才发布人权报告，不少中国高官就不赞成报告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她们会和院长讨论，院长也欢迎这样的讨论。

我们的底线是，你们有持有不同观点的权力。

记：中国每年也会开具日本的人权报告，你怎幺看？

赛奇：我想好多院士没读过吧（笑）。

记：对肯尼迪大学培训过的中国高官有没有常年跟踪？

赛奇：肯尼迪大学方面没有。但我来中国的时侯，有学员会请我喝水，我去中国一些省份出差，也会和一些学员碰面，这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