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澎湃新闻核实，获奖者全是男士，年纪最大的为已故时年87岁的弦理论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年纪最小的则是43岁仅有本科学历的岛津制作所研究员田中耕一。物理学奖获奖人数最多，达到8位。化学奖人次之，有6位。生物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最少，仅3位。从学历背景来看，根岸英一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余人大多是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获得博士学位，田中耕一则是以本科学历获得此奖项。获奖者的研究工作多数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
名古屋大学关联了17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6位，包括小林诚、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和下村修。这些获奖者之间有何渊源？澎湃新闻特别采访了该校校长松尾清一，以及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
日益缩减的政府拨款
谈到日本在21世纪后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增长的现象，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对澎湃新闻报道称，如今获奖的成就，多源于二三十年前的探索，那些研究成果在此期间产生了积极影响，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起因于那个时期，日本着手构建适宜这些诺奖级别研究的科研氛围，此举涉及对众多具备开创性研究能力的学者提供广泛支持。
松尾清一曾经指出，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的数据，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工作，从开始到获奖通常需要二十七年多一点的时间，大约是27.65年。举例来说，今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隅良典，他关于“细胞自噬”的探索性成果，是在九十年代上半叶正式发表的。早些时候，2015年物理学奖得主梶田隆章关于“中微子震荡”的研究，以及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在“蓝色发光二极管”方面的工作，都是在八九十年代进行的。
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期间，日本当局着手拟定多项推动科研的方针，同时提升了财政支持力度。1960年，池田勇人执政团队着手设计并推行了名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远期经济发展蓝图。科技振兴是“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理工学科规模扩大、奖助学金标准提升、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快速增长，以及推动学生赴美深造，同时启动了核能与太空探索等重大国家项目，由此奠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政策框架。
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
自1995年起，依照《科学技术基本法》，日本每五年制定一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如今已是第五期（2016年-2020年）。这一期的目标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投入的科研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以上。在2001年第二期计划中，日本确立了“50年内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目标，目前这一目标已经过半完成。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
一些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谈到，他们的研究成就得益于研究经费的资助。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大隅良典，从1982年开始，总共拿到了17.8亿日元用作研究开支。
201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在2003年，凭借“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提供的3亿日元资金，才得以实现iPS细胞的初步研究。200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给予他70亿日元的追加资助。获奖之后，到了2013年，文部科学相（也就是教育部长）下村博文宣布，将针对iPS细胞研究，推行长达十年的1100亿日元支持计划。
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开展不对称合成研究，这项研究成功开展得益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计划”提供支持。
2015年物理学奖得主梶田隆章确认了中微子振荡现象，名为“超级神冈探测器”的实验装置，其全部建设与管理开支均由政府提供资助，东京大学前校长有马朗人教授曾向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进言，称该设施建成后将足以赢得两个诺贝尔奖。
2015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梶田隆章。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泡沫经济破灭后，科研经费支持已显著减少。2015年11月6日，由十一所一流大学校长组成的“学术研究恳谈会”发布了一封倡议提升科研投入的公开信。官方文书指出，日本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近年获得的财政支持持续萎缩，2015年86所大学及4个研究机构总共领取的经费为1945亿日元，较2004年削减了1470亿日元，降幅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四。
一份由十一个日本大学校长发起的团体发出的倡议信，呼吁增加科研经费投入。信件内容源自学术研究恳谈会RU11。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GDP在2010年已经超越了日本，位列全球第二的经济体。经济发展推动了科研经费的增加，自从2006年公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中国持续提高对科研的财政支持。根据《201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的数据，2013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达到了2%以上。
中国、日本、德国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进行对比，相关数据源自世界银行。
2009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经费投入情况。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中、日、德三国论文数量对比。图片来源：日本内阁府
中国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同时科技论文发表数量逐年提高。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16年10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贝语网校，2015年，中国录用的国际论文（收录在SCI数据库中）达29.68万篇，全球排名连续第七位，仅次于美国，贡献了全球16.3%的份额。
二零一五年，中国女性医药研究者屠呦呦凭借对“青蒿素”的钻研，赢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标志着中国大陆的科研工作者第一次摘得该奖项桂冠。
消失的企业“中央研究所”
政府借助大学对科研工作者给予扶持，三十年前日本公司对科研的投入同样可观。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向澎湃新闻透露，他求学期间，众多企业建立了中央研究机构，那是一个基础科学领域迅猛发展的时期。众多学者在企业核心研究机构开展内容丰富的研究工作，部分成果在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方获认可。那是一段学者们倾注心血专注钻研的岁月。
中村修二是天野浩共同获奖者，他是一名工程师，在德岛大学修完硕士学业，随后进入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他极力主张开发蓝色发光二极管的价值，公司因此特别批准了三亿日元的研发预算1993年，中村研发出双流式MOCVD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在基板上生长半导体薄膜来制造发光器件的方法，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法。凭借这项技术，日亚化工实现了实用化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的规模化生产，进而确立了该企业在全球LED照明领域的领先地位。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
企业资助促成诺贝尔奖成就的典型范例是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田中耕一凭借“创立用于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的高效释放技术”获得此奖，当时他仅是岛津制作所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主任——一位仅有大学学历的普通职员，而该获奖研究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接到英语电话告知获奖消息时，田中耕一正身处公司加班状态。他从“Nobel”等词汇中推断或许得到了某个国外的奖项，他身边的同僚则怀疑是某个搞笑节目的戏弄。直到记者们纷纷出现表示祝贺，田中耕一才承认了这一情况。消息传来之时，日本文部科学省和新闻媒体都感到茫然，毕竟默默无闻的田中并非学术研究者，也没有博士学位。岛津制作所立刻给了他董事级别的待遇，东北大学母校也紧跟着颁给了他荣誉博士学位，田中耕一在完成获奖研究时才26岁，比汤川秀树小一岁，在他获奖之前，诺贝尔奖也从未颁给过只有本科学历的获奖者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
泡沫繁荣时期，日本公司有充裕的财力支持科研活动，在经济衰退后，索尼、松下等知名企业纷纷暂停了“中央研究所”的运作，日本历史上这一由企业引领科研的特殊时期就此终结。天野浩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报道时表示日本名古屋大学，“非常遗憾。”
名古屋大学异军突起的理由：自由学风
日本获得诺奖的17位科学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与名古屋大学有联系的学者数量非常突出。在这17个人里，有6位和名古屋大学存在关联，他们分别是小林诚、益川敏英、赤崎勇、天野浩、野依良治、下村修。
这背后又潜藏着哪些缘由促成了新世纪后日本诺奖的增多呢？松尾清一校长以及天野浩教授都强调了自由学术氛围的关键作用。
松尾清一对澎湃新闻表示，名古屋大学比其他几所原先的“帝国大学”要年轻，院系之间的界限不够分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较为亲近，存在比较宽松的学术风气。所以，不同学科交叉、富有新意的探索活动很容易进行。守旧型学术机构里，标新立异的观点往往难以萌生，不过独立不羁的创见，在名古屋大学却能够畅行无阻。
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
松尾清一提及的“年轻”，意在说明名古屋大学作为七所所谓“帝国大学”之一，其成立时间较晚。该学府成立于1939年，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相比，前者创建于1886年，后者创建于1897年。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回想起自己从京都大学工学部助手调到名古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经历时表示，那里洋溢着清新、自由的学术氛围，与师兄弟间关系拘谨的京都大学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他感到十分意外。前任名古屋大学校长滨口道成将这种学术风气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认为15世纪时美第奇家族吸引了佛罗伦萨各领域众多杰出人才。战后名古屋大学同样出现了那种情况，该校是最晚成立的帝国大学，一方面不受那些老牌学校的束缚，另一方面国家又给予它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前来效力。
天野浩作为赤崎勇教授的学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解释说，仅能分享赤崎实验室的状况，赤崎老师非常支持学生自主开展研究工作日本名古屋大学，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研究经费相当有限，每年仅有300万日元，因此需要自行采购零件并搭建实验装置组装设备系亲手所为，泄漏检测颇为不易，然彼时我们毫无怨言，反倒怀揣着‘欲造二极管’、‘欲公开展示’的赤诚，终日潜心钻研实验。”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赤崎勇、中村修二。
由于是自行拼装的装置，因此能够随心所欲地开展我们期望的研究，倘若采用市面上价格昂贵的仪器，我们就不会如此放肆了。天野浩教授进一步阐述，当时在咱们的研究部门，时常可以听见不问年龄大小、学术背景而引发的激烈争辩，任何人均可畅所欲言。
赤崎勇曾对学生们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研究工作不应该跟随潮流,而是要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专注于自己想探索的领域。
谈及教学与科研的关联，天野浩表示，他主张大学教授应引领学生参与科研活动，这种模式在国立高校中更为普遍，相较私立院校更具优势，因为后者往往要求教师承担繁重的授课任务，难以充分投入科研工作，尽管授课职责同样关键，但他更看重师生在研究进程中互动交流的价值。
此外，名古屋大学借助地处日本制造业核心区域的便利条件，着力推动“产业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设立了“学术研究产业界政府部门协作促进机构”，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项关键要素即政府扶持与企业资助同学校科研活动相融合，持续推动基础性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层面转化。
对未来的期望：不可忽视基础学科
名古屋大学倡导产业界学界政府部门三方合作，松尾清一校长同时指出，不能只盯着应用性研究，诺贝尔奖评选尤其不能这样。基础研究具有关键意义，自由探索创新性基础研究的进程中，时常会出现与诺贝尔奖相关的重大突破。要防止只盯着眼前利益和只关注应用价值的研究，应当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面临的难题给予支持，这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都必须重视的问题，今年获奖的大隅良典教授也正是这么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