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你身处古代——譬如明代。某日，有个神父从西边到来，向你问好，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你或许不会回应“你好，我是中国人”，而更可能说“我是大明子民”。那个时期，“中国”并非一个国家的称谓。在清朝之前很长时期内，所谓“中国”通常是指与周边不同的“中原”区域，偶尔也称作与“蛮夷”相区别的“华夏”族群。

那么，要是你是一位高丽朝代的朝鲜半岛居民，你同样会表明自己的身份是高丽人，而不会自称朝鲜人或者韩国人。假如你是一位战国时期的日本人，你大概已经形成了对“日本”这个称呼的认知，它指的是那个由众多大小政权组成的群岛，你会说自己是“日本”人。葡萄牙教练或许会感到些许迷茫，因为他只听闻过“Cipan”之类的说法，而要弄明白“交接”与“炫彩”之间的关联，需要下一番功夫。

“中国”这个名称的运用历史悠久，然而将其作为我们辽阔疆域、众多人口及多元族群构成的东亚国家的代称，却是在近代才逐渐形成的，否则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也不会发出中国有国无名的感慨。详细阐述这一现象，恐怕需要大量篇幅。我们只需牢记一个核心观点，即“中国”是一个持续演变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与国家的疆域、人口数量以及民族构成一样，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今社会普遍以现代主权国家体系里的民族国家理念来认识中国，其实中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显现，历史却不超过一百年。虽然可以称“中国历史漫长”，但需留意，漫长主体在各个阶段都存在不同，不能用当前拥有或缺失的条件去衡量这个持续变化中的主体，否则会造成时空观念混乱。同样的道理，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朝鲜半岛目前有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朝鲜这个名字源于该地区存续时间最久的王朝，即从1392年到1910年的王朝名称。建立这个王朝的李成桂曾拟定两个国名，请明太祖朱元璋选择，朱元璋最终选定了“朝鲜”。追溯更早的历史，这个名称与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半岛北部国家“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有关。通常认为，“朝鲜”的含义是“朝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韩国”这个名称，源自半岛南部那些在中国史书中被统称为“三韩”的古代部落国家。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朝鲜王朝与清国的宗藩关系宣告结束，该国曾短暂将国名改为“大韩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岛出现南北分裂，分裂出的两个国家都声称是整个半岛的唯一合法政权，彼此之间互不承认。正因为如此，韩国将朝鲜称为“北韩”，而朝鲜则将韩国称为“南朝鲜”。究竟该称“朝”还是称“韩”，其中蕴含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使用时必须格外小心，不能弄错。中文里偶尔会出现“北朝鲜”或“南韩”的错误用法，实际上，这两个称谓在现实交流中都不被采用。

日本早期的历史，同样记录在中国史书中，如同半岛国家一般。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与汉朝建立联系时，他们自称为Wa。汉朝则用“倭”字来记录他们。这个“倭”字，其实只是当时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后来，他们觉得“倭”字不够好听，于是改用“和（wa）”字。并以“大和”作为自己的国名。七世纪左右，大和力量向北扩展到本州北部，把国家称号定为“日本（Nihon）”，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很明显是为了对西边的人（也就是大陆上的人）说明，如同“朝日灿烂”的含义一样。假如日本人与夏威夷人相遇，自然不会自称来自“日出之邦”。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这是日本自己取的名字，但它的出发点却在中国，是在与东亚大陆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前文已述及，“东亚”这一称谓源自外部，当地居民对其接纳较晚，并在其中融入本土认知，以此建构自我认同，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西欧诸语种里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词汇，它们并非完全源自中朝日本土，试问，华夏儿女何曾以“拆那人”作为自称？

欧洲同中原相距遥远，消息传播依靠传闻，其中一个是经由印度—波斯地区传入的“Cina”，另一个是蒙古西征期间留下的“ ”（契丹，后来泛指中国，如今在斯拉夫语族中普遍使用），这两个信息渠道并不相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人无法明确认识到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国家。

朝鲜和日本，最初都由马可波罗进行过记述。他抵达中国之时，该地区正处于高丽（Koryo）王朝统治之下。虽然“Korea”一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书写形式，但读音上却颇为接近。时过境迁，现今居住在朝鲜半岛的人们不再使用高丽这一称谓，而在朝鲜语和韩语中，“高丽人（Koryo saram）”已经演变为一个专有名词korea是什么意思，专指来自前苏联中亚地带的朝鲜族移民后代。Korea的优势在于，其政治立场对南北双方都保持中立。日本这个名字的拼写方式，在马可波罗的记录中有提及。这种拼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用上海方言来读“日本国”这三个字，就很容易理解了。推测他可能是听一个江浙地区的人谈论时得知的。当这个词被转译成葡萄牙语时起步网校，又发生了变化。随后传入英语，经过逐步演变，就形成了今天的写法。所以说，这个Japan，实际上是欧洲语言经过多次转手korea是什么意思，从中国南方方言中的“日本”音转化而来的，与“霓虹”的含义显然大相径庭。

语言形式和含义的转变并非单纯是语言现象，其中必然融入了新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同时伴随着思想领域的革新。当采用“China”一词，尤其是借助其固有的认知模式来阐述“中国”概念时，这种表述方式往往会忽略“中国”自身的发展演变、融合交织以及丰富多样的特质，反而强化了西方现代国家体系所推崇的那种明确边界感和整体性特征。在涉及帝国相关议题、国族相关议题、族裔相关议题时，中国与“中国”常出现明显差异，二者并非等同。“中国”是由多种语言、多个族群构成的复杂整体，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仅指代汉语和汉字，或者仅仅代表汉族群体。试图借助文字符号、族群归属、信仰体系这些普遍的现代准则来界定“华夏”的尝试归于徒劳：采用汉字和尊崇儒家思想的未必都是华夏子民（譬如朝鲜、越南、日本），而华夏疆域内并非全是传承汉字儒学的区域（例如新疆、西藏、蒙古）。海外学术界会探讨“清朝算不算王朝”这类议题，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看，当然可以接受

在主权国家框架内，China所倡导的论述方式是唯一被认可的思路，并且拥有一系列科学、法规、道德、思想体系为其提供支撑。不说来自国外的友人，就连本国人，在晚清至共和国那段纷扰岁月里，在想要融合中华理念与“中国”实践时，也常常感到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冲突，许多人试图借助现代西洋准则来界定中国，却总是不得其法，当然，这绝非意在强调“中国”经验有何与众不同，恰恰相反，演变、多样以及相互渗透，乃是所有国家、民族普遍存在的现象

汉族、日本人等，并非单一无二的集体，朝鲜与韩国亦然。清晰的民族分界线源自近代西欧，然而它同时也隐藏了欧洲内部的多元构成。西欧的模式是在殖民扩张时，与殖民地社会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的，它固然融合了其他地域的智慧，但归根结底仍以维护霸权地位为目标。同样，华夏在发展过程中融合并改造了诸多来自西欧的思想观念（诸如民族意识），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华夏文明，但这些观念的约束性在21世纪逐渐显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怎样突破中国的局限，将“中国”的实践转化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体系，确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将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置于地区和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是许多研究者正在探索的一个途径。

布罗代尔作为法国史家的观点是，法国历史并非孤立存在，它与欧洲历史紧密相连，而欧洲历史又与世界历史相互交织，这种观点或许揭示了某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