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王烨、陆艳 受访人：陈平原
我不认为出版物层次高低是关键，优质期刊有严谨的审核流程，能拦截质量欠佳的作品，却也可能筛掉个性突出的内容。
采访者询问，在评估学者学术成就时，文章发表的多寡应占据何种分量，需要明确其具体权重。
陈平原谈到两者存在关联，数量过少不适宜，过多则无意义。他担任系主任期间确立了规范，统计时以发表篇数作为基准，超过某个额度才算达标。他希望每位学者每年至少完成一篇正式研究文章，但并不强制要求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他认为学者若长期不进行论文写作学术论文翻译，会带来负面影响。此外，人文学科领域很少会出现一篇论文就能彻底改变学术地位的情况。学科领域各有不同，比如钻研现当代文学的人能够产出大量成果，而有的学科，像音韵学，一年完成一篇作品已属难得。另外，之所以不特别看重核心期刊，是由于评审机制存在弊端。学界其实对此有共识，哪些刊物质量较高，多数人心里清楚。为了确保基本发表需求，我担任系主任期间，选定了数十种大陆、港台及日本的学术期刊，并提倡教师们向这些刊物投稿。不需要订阅英文期刊，学校已经提供了奖励措施。之所以要另搞一套标准，是因为当前的评价机制存在若干缺陷：首先起步网校，集刊未被纳入考量范围。部分集刊具有高度专业性，学术价值显著，却未被纳入评价体系。其次，我不认同以单位级别来衡量期刊等级的做法，期刊等级不应决定论文水准。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期刊的区分方式存在不合理之处。以《中国社会科学》为例，该刊设有严谨的审稿流程，能够筛选掉质量欠佳的稿件，却也可能扼杀个性鲜明、见解独到的作品。审视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有多少是在该期刊刊登的？相较而言，一些非官方的学术刊物，反而更能容纳标新立异、引领时代潮流的学术观点。因此，我更注重作者的资历和论文的质量，也关注学术界的评价，不太在意期刊的声望。
期刊的权威性如何，取决于其内容定位，以及所邀请的评议人员资质。理工类学术论文，常以影响值作为评估参考，然而并非唯一标准。人文学科领域更为错综，卓越的研究成果未必都发表于影响值最高的刊物。以图书管理者的视角和手段来指导学术研究，并非恰当途径。
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采访人：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平原坦言并非毫无关联，只是关联性有限。当前部分期刊公开宣称，若想在某期刊发表文章，务必引用其期刊的论文。此事引发若干疑问，其一，诸多专业性极强领域和议题，即便研究极为精深，为问题定论，若他人未涉足，亦少有人引用。相较之下，那些充满争议的议题，反而备受关注，或被广泛征引，或作为批评靶子。因此，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完整引用、简略引用各有不同，不过机器无法处理这些复杂情况。人文类作品的引用方式和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区别。我同意，这个标准可以作为参考依据，毕竟人文研究范围非常宽广。例如语言学研究比较注重规范，文献引用程度影响很大；而文学研究方面，通常不太重视引用他人观点。某些学科崇尚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另一些学科则注重学识的沉淀，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评定资格时，首先，需要废除配额限制，其次，应当将内部评定转变为外部评定，外部评定能够借助匿名评审和机构保密两个途径，从而规避人情关系带来的影响。
采访人：关于学术组织的人员配置，除了校级层面的学术组织，还应该往下设立多少个学科分组，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陈平原指出，北大大多按院系构成学术委员会，个别院系包含两个一级学科，例如历史系；同时，部分院系因学术实力不足，需要联合其他院系共同组建学术委员会。然而，总体而言，内部评审机制虽标榜尊重专家，实际上专业性并不强。由于成员日常接触频繁，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人情关系也会显著影响评审结果。
采访者：您觉得网络、电视这类媒介的重视程度，能否为人文研究者的声望加分？
陈平原表示，此事无需在意，更不该如此。你若想上电视，完全可以，只是前提必须是从事新闻传播研究，否则粉丝数量绝非衡量依据。目前来看，中国高校的人文学者参与大众媒体活动远超他国，更容易赢得声望与荣誉。但核心症结并非此处，症结在于教授遴选机制极难撼动，通常由高校人事处划定指标，再由院系学术组进行评定，因此你的整体评估，涉及你在院内的声望、人际互动，以及教学科研等诸多层面，综合考量。海外或港台高校并非如此。若时机合适，你若有意，我可以协助你提交评审材料。核心是审阅你的文稿和作品，论文就是其本来的样子。但有个条件必须遵守，那就是严格保密，万一有人质疑，学校只会提供评审意见，你无从得知具体是谁参与评审的。然而在中国内地，评审者是谁几乎无人不知。因此，内地的整个评估机制，实际上变成了内部人评定。我反复强调，必须将内部评审转变为外部评审，否则，很容易让私人关系干扰学术公正。我们的职称评定存在两个重大弊端，首先在于名额限制，欧美高校不采用这种做法，仅考察是否达标。这种做法不改，每年同事间的竞争会异常激烈，时间长了容易走样，各种不正当手段就会浮现，使人际交往变成必须时刻维护的事情。这对专心治学的人非常不利。会助长某种倾向，既从事学术研究，又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社交应酬，因此严重阻碍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准的提高。
因此我多次强调，首先，必须废除名额分配办法；其次，要把内部评定转变为外部评定。如果担心评审标准不一造成照顾偏袒，可以让几所顶尖大学结成联盟，彼此进行评估，采用这个措施，能够消除这些弊端。否则，那些学术能力强但不太会处理人际交往的人，在这样的场合中，很难获得认可。这项制度之所以难以调整，或许涉及权力分配问题，高校不太愿意下放权限。此外，需要关注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情况。然而，这并非值得讨论的议题，美国顶尖学府中，教师占比通常更大，并且没有设定相应的比例上限。
采访人：外部评审怎么避免人情压力？
陈平原提出，首要措施是实施匿名评审，其次是确保学校信息不外泄。这些工作不应由院系负责，而应由大学内部专门机构承担。负责此事的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一旦泄露信息将面临被解雇的后果。申请人有权向他们提供候选人名单，具体选择由负责机构决定；收到的评审意见中，若有重大分歧，可以再邀请其他专家参与评估。如果没有争议，负责机构最终的决定是无法更改的。这些人对于这种机制非常了解，任何违反规定的人都会被驱逐的。不过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既不能切实采纳外部意见，也无法确保机密，推行起来就格外棘手。
参加此类评选通常不提供经济回报。然而，例如哈佛大学遴选讲座教师，若获得认可，受邀担任评审本身就是一种荣幸。因此，金钱并非关键因素。无论有无评审津贴，即便金额微薄，学者们也会尽职尽责。对高校而言，选拔出优秀学者，其影响可延续二十载乃至三十载，因此投入时间精力是值得的。而且学术论文翻译，那些顶尖学府的知名学者，既然身居此职，就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因此，他们不会过于在意报酬的多少。
我认为项目资金与学术高度没有必然联系，用经济实力来评估专家和成就，在我看来，十分不恰当。
采访人：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认为项目资金与学术水准并非直接挂钩。他经常强调，人文学科如此争夺项目经费是不恰当的。毕竟，资金支持并不必然带来优质研究成果。科研投入与学术成就本质上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对许多人而言，两者甚至毫无关联。项目资金对社会科学及理工科领域至关重要，但对人文学科而言，其重要性相对有限——除非从事大规模社会调研或资料整理等专项工作。如今众多高校遴选教授，已不再侧重学术产出，而是转向研究方案。过去我们评价学者时，只看其研究成就，不关心经费数额，也不计较项目周期。而今情形迥异，变成了所谓的“方案导向”，一开始就明确限定完成年限，规定撰写章节，估算开销，并预设成果形态。用金钱标尺来衡量学者及其贡献，我认为这十分欠缺公允。年轻学者主动争取科研经费是可以的，不过一旦获得资助，要清楚这和学术研究关联不大。只有等到项目结束，研究成果问世，并且受到学术界的认可，才能理直气壮。
受访者认为，教育机构或国家在科研方面的资源分配和资助力度，是否能够体现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平原认为，不应以经费多少衡量学者价值。评价学者需兼顾其学术贡献和教学表现，资金数额并非关键指标。然而现今，科研经费在评估体系中被过度重视。部分精于申请大项目者，诱使众多青年学者参与其中，并连累一届又一届的博士硕士学生，倘若处理不当，后果堪忧，实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培养博士，是为了让他们具备扎实的功底，能够独立思考，未来才能开辟新的道路。如果他们全都参与导师的项目，那么毕业之后，如何能够独力承担工作，快速成长？博士论文虽然能够通过，但毕业之后又该怎样？他们很难拥有独立发展的机会和能力。正因如此，我不太赞同“领军人物”这个称谓。“领军人物”这个词，本身就暗示你必须拥有指挥他人的能力。身为文化研究者，我偏爱“独行者”，孤身远行。不同领域，卓越的思辨家、文字匠、鉴往者，并不依赖众多同伴，也无需丰厚的项目资助，核心要素在于心境澄明、时间充裕以及环境清幽。
期待各学科领域设立青年学术荣誉，能够设定参与者的资历要求，邀请具备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协助进行评选工作。
采访人：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平原认为，当前国内各类奖项中，教育部设立的人文社科著作奖地位最为突出。各类评奖活动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不过与其他奖项相比，该奖项的评审标准较为严谨，结果也相对公平。然而存在一个弊端，教育部为便于管理，要求各高校限定推荐著作数量。由此可能产生两种后果：其一，由于名额限制，青年学者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年轻人若连校门都出不了，就很难站上全国性的竞赛场地，这种情况让我深感忧虑，从去年开始，我完全不再参与这类奖项的评选工作，以免阻碍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请务必记住，获得荣誉的著作通常都相当优秀，不过未必是顶尖之作，其次，由于这些著作是由各高校推荐，评委理应尽力为本校争取荣誉。每逢那个时节，各大荣誉评选与资金分配环节，一旦征召你的参与，机构会极力请求你不要拒绝，毕竟你的出席能显著提升评审的公信力。因此，时常会出现一些名不副实的获奖者与作品，究其原因，实乃多方势力相互让步所致，若直言不讳，便是各高等学府在暗中瓜分利益。此外，还存在一个专业层面的制约，即评审周期极为短暂，而待评书目又极为繁杂，导致评委们只能优先考虑那些他们已有所了解的作者姓名。
采访者询问，您认为这个提议是否合适，即组建一个由顶尖学者组成的团队，汇总他们多年间发现的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青年学子的研究著作，并制作一份推荐目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目录将积累信誉和影响力，未来可作为其他学术机构选拔人才的重要参考依据。
陈平原表示，教育部门曾经举办过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活动，并且为获奖者提供了丰厚的奖励，然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收效甚微，博士完成学业五年之后，其学术影响力逐渐显现，那时候进行评奖才更为可信，否则仅仅依据答辩时的相互吹捧，这种结果并不可靠，也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期待每个学科领域都能设立青年学术荣誉，明确一个年龄上限，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其研究成果或学术论文具备参评资格，接着要聘请权威的学者，协助进行评选工作。一旦获得这项荣誉，便相当于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对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然而问题在于，博士毕业后寻求工作机会，那个阶段往往还没有取得显著成就，也缺少这类奖项能够提供支持。
有些青年教师授课出色，学术能力突出，可是科研成果和项目经历等量化标准不达标，因此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对此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呢？
陈平原认为，要是真能这样，评审小组就可以确定人选。特殊人才，必须要有权威学者的举荐，并且需要评审小组来评估。文章篇数不多，但水准很高，那就请该领域国内外顶尖学者进行评定，评审小组如果认可这个评定，就上报上去。院系以及学校的评审小组，必须要有这个责任感。这种权力不可随意或频繁动用，理由务必充分，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实施。
学术会议要是当作衡量依据，就必须进行数量统计，一进行数量统计，就会变成模式化工作，从而失去学术会议本来的价值。
采访人：院系举办学术会议，能否当作评判该领域进步状况的参照？
陈平原表示，目前多数高校资金充裕，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十分普遍。考察学术造诣，与会频率并非重要依据。然而，衡量院系实力与评价学者水平，二者标准截然不同。若评定院系，成功策划学术活动理应获得认可。但针对学者个人，会议参与情况不应作为评判要素。当前国内外学术活动频繁，频繁出席会议，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能力出众。精心组织的学术活动，确实能激发你开展研究、取得突破。然而一旦将其作为衡量标准，就必须量化，一旦量化就会变成模式化工作，从而失去原本举办学术活动的作用。过去我们非常看重参与学术会议，但现在会议泛滥，场合氛围愈发松散，许多学者不再认真对待，转而以结交朋友、闲聊和观光为主。
采访者询问，参与官方智囊会议或者提交的研究报告得到上级认可，是否有助于提升学者的学术地位，这能否增加其学术影响力。
陈平原说，情况要看具体学科，社会科学应当积极参与国家政策的拟定，人文学科则不必如此。争取领导批准，我认为并非人文学科前进的路径。
引入学生数量考量，易致学术界与权力机构发生利益捆绑，形成不正当合作。学生们的学业成就能够纳入评估体系，然而非正式学习者则不被统计在内。
访问者：撰写书籍、进行创作、翻译作品、编纂资料，这些活动是否都应当被纳入评估体系？它们各自所占的分值比例该是多少？
陈平原认为，衡量编书工作需看其学术价值，部分书籍内容单薄，而另一些则编纂严谨。除了前述情况，古文献专业的成果统计方式也值得关注。某些校勘工作意义重大，能够作为著作看待，但并非所有校勘都具备此资格，对此必须尊重专业领域的评价标准。翻译工作同样不能简单化处理，翻译学术著作，尤其是那些难度较高且附有学术性注释的，理应被视为学术成果。通常情况下，将文学著作进行翻译活动，特别是处理流行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就，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文学创作活动也不被算作学术成就，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在此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台湾地区要求知名作家若想转型成为大学教师，必须获取博士学位，并且从初级教学岗位开始任职，大陆高校为了提升自身形象，倾向于聘请知名作家，并且直接授予教授职称，同时免除授课义务
采访者询问，学生的成功是否可以计入教师的个人荣誉，并以此作为衡量教师的标准，是否可行？
陈平原认为，招收学生的标准因人而异。近二十年间，高校普遍增设了在职研究生项目，有远见的学者会重点选拔官员或知名人士。某位大学教师颇为自豪，声称只录取副厅级以上者。除了公务员，还有社会贤达和商界人士。若将这些群体统计进来，便极易形成官界与商界间的利益输送。教授门下汇聚了不少身居要职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及文坛的现任研究生，这些本就声名显赫的弟子，又反过来彰显了教授的卓越声望，这种情形不宜持续。我的看法是，在计算学生成就时，应将在职研究生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