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二零一七年四月，Brill出版社刊行了葛兆光撰写、Jesse Field与秦方合译的《宅兹中国》（Here in ‘China’ I Dwell： of China for Our Time）。六月十二日，该书作者及译者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就“当今之世我们为何论及中国”之议题，展开了对谈。下面就是对话的摘录，已经葛兆光教授审定。
《宅兹中国》简体字版
《宅兹中国》繁体字版
《宅兹中国》韩文版
《宅兹中国》英文版
葛兆光教授
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存在繁体字版本和简体字版本，二者于2011年春季分别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和北京中华书局推出。出乎意料的是，该书问世数载后，竟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近期收到了这个最新版本，印刷数量达到三万六千册，若计入台湾地区的版本，总数或许已接近四万册。该书的次年，首尔方面便迅速推出了韩文译本。如今，凭借两位译者的付出，欧洲Brill出版社已推出英文译本；预计今年岁末，日本东方书店将发行日文版本。因此，此书在我的全部藏书里，各种译本似乎最为齐全，涵盖了简体字版、繁体字版、英文版、韩文版以及日文版。此外，近些年我也陆续接触到不少关于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版本的书评，引发了诸多各异的反响。今日议题聚焦于《宅兹中国》，故我接下来要谈的是，我们为何要讨论“中国”。
众所周知，2011年《宅兹中国》问世以来，"中国"便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众多学者认为，对"中国"这一概念的重新阐释或界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众多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了探讨，例如，考古学家许宏创作了著作《何以中国》，书中深入研究了早期“中国”的建构过程；此外，许倬云先生推出了《说中国》，这部作品由我负责“阐释”，旨在梳理这个多元复杂社会的历史脉络。再比如，王赓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余英时学术讲座”中发言，演讲主题被命名为，内地中文书名定为《重塑中国》。这类著作日渐增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晓原的《边陲中国》，李零则著有四册一套的《吾国》，由三联书店发行。
人们能够注意到，围绕“中国”这一理念，确实存在诸多意味深长且十分隐晦的观点、视角、途径乃至归属感的争议。今日，我旨在阐述为何当下我们热衷于探讨“中国”，并特别希望向各位揭示，倘若我们追溯过往感觉的英文翻译，或许会察觉并非所有时期的中国人都热衷于辨析“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大约是当人们感到忧虑时，才会格外热衷于探究“中国”的本质。记得许宏先生出版《何以中国》那本著作后，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阐述了许多学者探讨何为中国这一议题，实际上揭示了学术界或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集体不安”。就是说，究竟什么构成中国，谁是真正的中国人，为何要守护中华文化，这些问题变得复杂，促使中国既要自我确认身份，又要寻求外部认可，于是“何为中国”这一命题凸显出来。
可是大家都知道，以前中国并不是问题。譬如要编撰华夏文明通鉴，根本不必划定何为华夏；若要梳理华夏文章谱系，纵然在民族认同上，有五十六个族群，但实际书写时，却主要只记述汉族文章，也称华夏文章谱系，却鲜有人认为有瑕疵，照样华夏文章谱系编撰出来，听说华夏文章谱系有上千种版本，却很少有人先来划定华夏；同样，先前撰写华夏过往，也不是首先去说明何为华夏。自古以来，未曾存在一个名为“中国”的朝代或帝国，然而人们却普遍用“中国”来指代自身，并且对此毫无异议。
然而，我留意到，历史上曾有三个阶段，关于“华夏”的忧患促使“怎样才算华夏”的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北宋版图
第一个朝代是宋朝，特别是澶渊之盟签订之后的宋朝。我一直将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这两百五十年视为一个历史转折阶段，直到澶渊之盟（1005年）签订，宋代才真正成型，在此之前仅是唐末五代的延续，而澶渊之盟之后，无论是文学创作、文化发展，还是思想观念，才真正展现出宋代的独特风貌。然而，当宋代确立自身地位，中国便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忧患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显现出五个显著症结，首为民族界限，次为君臣关系，再是文武矛盾，还有佛道冲突，终是南北差异，这五大症结便形成了北宋思想领域的忧患与不安。
当前，华夷最为焦虑。由于契丹、西夏、安南、大理、高丽及后来的女真相继崛起，北宋已不复往日天下共主之尊，四周皆为强敌，这不禁让人思考，究竟何为天下的正统？华夏民族是否最为卓越？华夏文明能否成为文化、政治、信仰的典范？这些问题随之浮现，而疑问自然引发争论。特别是，不仅外部有了麻烦，内部也在变化。
那个朝代的中国，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情况，唐代和五代时期各民族相互融合，而到了宋代，国内各个群体和文化大体上变得一致。众所周知，唐代众多名士包括一些知名文人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人便是如此，史载《北梦琐言》曾指出晚唐四位宰相毕、白、曹、罗皆非汉姓，而五代时期三个君主又源自沙陀部族，但进入北宋后，似乎这些少数民族姓氏逐渐淡出历史，完全融入汉族之中，翻阅他们的生平记录，“祖籍在洛阳”，“先祖来自朔州”，“家族发源大名”，而且那些原本属于少数民族姓氏的家族，甚至比汉族还要汉化，比如米芾可能出自昭武九姓，但他的文化素养难道不十分“中华”吗？内部的“胡汉”问题，转为了外部的“华夷”问题。
因此，需要加强内部团结，明确个人归属感，抵御外部挑战，就必须重新阐释何为华夏。史册上首部《华夏论》便诞生于这个时期，执笔者是被誉为宋代思想先驱的“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值得留意的是，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热衷探究“尊王攘夷”的春秋学讨论热潮，宋初的“三先生”主要研习的就是春秋典籍。同样，当时也出现了诸如欧阳修等人撰写的《正统论》等著作进行辩论。北宋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必须阐述它的存在意义，明确它的历史方位，确立它的自我认知。
我常认为，以往探究宋代理学发展历程时，很少将族群、国家、认同等议题纳入考量，过于侧重儒家与佛教结合孕育出理学，或许因此忽视了更关键的背景因素。那个世界，那个时期，北宋与周边地带的互动出现转变，关于“华夏”的忧思才随之浮现。这标志着第一个阶段。
清代版图
第二个时代属于晚清民国时期，时间跨度为二十世纪前半段。众所周知，清朝统治期间中国的版图有所拓展，境内民族构成也日益多元，不再是明朝时的单一汉族，而是形成了满、蒙、回、藏、汉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不过因为国际形势演变，我国需要从旧式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在此，我不主张用“王朝到民族国家”这种表述，而应采用“旧式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这种说法—然而在此过程中，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康有为、梁启超、蒋智由等人的理念，依传统划分，他们属于保皇派，他们意图守护清朝所建立的广阔民族与领土，因此康有为主张维持清朝原有的疆域与民族，直至民国建立，还极力主张维护满蒙回藏；而梁启超为了配合当时“民族-国家”的潮流，更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对应“中国”。还有一种观念，源自当年的革命人士，诸如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等人，众所周知，当时革命人士的口号是“驱逐外族，重建华夏”，他们反对满族统治，甚至指出明清更迭意味着国家沦丧，如今要重建华夏，实际上就是重建汉族主导的版图，这当然是为了顺应当时全球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然而，民国建立后，那些创建新国家的革命人士却采纳了保皇党人的主张，众所周知，《清帝逊位诏书》中“五族共和”的表述，后来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标语，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依旧沿袭了大清王朝确定的版图，以及满、蒙、回、藏、汉这些民族构成。
诚然，当前存在一个关乎存续的重大议题。自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叶，华夏大地持续遭遇困境，主要源于外部强权的觊觎，尤其是岛国日本的吞并企图，这引起了学界普遍的忧心忡忡。自清季以降，历经民国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种忧患与威胁始终萦绕不去。
战争年代，国家面临存亡绝续的境地，凝聚民族共识的心情也达到极点，例如傅斯年表示“华夏民族是一个整体”，顾颉刚指出“中华民国是统一的”，那个时期，历史、考古、民族等学科都致力于守护“华夏”与“中华民族”，诸如傅斯年反驳日本关于满蒙的说法撰写《东北通史》，华启云探讨《华夏疆域》，顾颉刚与谭其骧编纂《大禹志》，都是这种风气的体现。
因此，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既包含着“从天下到万国”的一条脉络，也蕴含着“将四方民族纳入中华”的一条脉络，这些我在《何为中国》一书中有过详细阐述。在这关于“中国”的阐释中，可以说，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政界的代表是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学界的代表则是同年罗梦册的《中国论》。此刻，围绕中国的忧虑源于大清确定的版图与民族构成不容分割，这与北宋的处境迥异，北宋着重于守护部族的均一性与文化的正统地位，而彼时则强调保持地域的统一性和民族构成的多样性。
这个阶段便是当前时期。为何在本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会再度显现针对中国的普遍担忧？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对原有的内部、周边及国际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格局原本已经趋于稳定，如今却出现了变动，导致人们所认知的“中国”形象发生了转变，变得不再熟悉，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寻求重新定位自身在内部、周边以及国际上的角色，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涉及内部、周边与世界的问题，具体情况在此不再详述。
这些状况属于客观存在，同时也是过往留下的难题，我们从事的是历史探究，仅分析这些难题如何从历史中延续并演变，至于政治层面的纷争，理应由政治人物依照法规体系、国际公约及国际准则来处理，不过我们也观察到，这些难题都有其历史背景，历史研究者有义务阐明这些难题的起因。因此，倘若你认真研读那些探讨“中国”的史学著作，便会发现一方面这确实关乎历史学界的议题，另一方面也能体察到其中或许潜藏着现实层面的关切。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中国何时会热衷于讨论自身，通常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出现变化，从而引发担忧的时期。
北宋那个年代，中国的处境是四面受敌，自身力量又比较弱。为此，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运用极为尖锐的华夷分别思想，把其他民族看作是低下的，而把自己的民族抬得很高，借助崇尚君王、抵御外侮来凝聚国内共识，追求内部的一致，塑造国家的归属感，这就是北宋时的状况。
其次，在清朝晚期至民国时期，二十世纪前半叶谈论中国，其背景源于外来侵略和领土分裂带来的紧张感与忧虑，目的是实现民族存续，然而局势的发展往往超越个人意志，随后民族存续逐渐超越了思想启蒙，并最终与革命运动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维护国家统一，保持领土完整，建立各民族间的血缘联系和共同根基，以此方式，探求当代中国的疆域划分、族群构成和国家的正当性依据。这构成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关于中国议题的主要讨论背景。
第三点在于目前这个时刻。目前探讨中国的背景是什么？当然是中国正在发展。如果中国没有发展，中国都不会成为一个议题。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国内构造、邻近状况、全球互动，都出现了显著变化。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至少涉及四个焦点：
现代中国，究竟是延续着旧日帝国形态，还是已然转型为崭新的国家，抑或是二者特征交织，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混合体，又或者，它更像白鲁恂所描述的那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文明聚合体。
这个国家该不该融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参与现代国家的体系，或者另搞一套，退回到帝国的老路，又或者凭借天下一统的构想，打造一个以自身为轴心的全新世界格局。
第三，关于古代中国的版图演变过程，需要探讨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当代中国的领土范围来追溯历史，另一种是依据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状况来叙述历史。
第四，最关键的是，探讨历史上认祖归宗华夏的族群，以及当代构成中国各民族，是如何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这些群体能否统称为中华民族呢？若能称作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否会被所有族群所认同？
最后我要阐明，本稿中诸多议题，我并未形成定论，《宅兹中国》亦未向读者提供答案，因此，此书问世后，我不得不着手撰写第二部作品《何为中国》，该书英文译本已基本完成，预计年底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然而，完成该书之后，我察觉到仍有若干未解之题，故又创作了第三部著作，即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历史中国的内部与外部》。说实话，“华夏”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学问难题和过往探讨，自2011年问世《宅兹中国》以来，我持续思索着这个议题，我的见解虽逐步加深，却无力彻底攻克这些疑惑，我的职责，就是将原本非议题的“华夏”化为疑问，引发众人深思，这或许正是《宅兹中国》一书，至今仍吸引部分读者关注的一个缘由。
Jesse Field谈到翻译时，从译者角度发表看法，葛教授提及历史议题，未给出定论，他本人也未得出结论，翻译此书涉及两个层面，
翻译学术著作能获得什么益处感觉的英文翻译，这是个疑问，翻译时我体会到的乐趣是能够捕捉到作者的语气，我尤其希望可以准确再现葛教授的语气。以《宅兹中国》第一章为例，有个核心表述需要说明，这个表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具体来说，中国并非经历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是在广阔的帝国观念里孕育了相对有限的国家意识，同时，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又保留了广阔的帝国想象，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正是脱胎于传统的中央帝国，即便如此，近代民族国家仍然承袭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思维模式，由此可见，国家的历史呈现出一种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复杂状态。这句话实在过于冗长，翻译时我首先要将其分解成若干简短句式。但分解后的小句仍需紧扣葛教授深奥的论证脉络，换言之，必须维持其原有的语言构造。承认这些操作颇为费神，待到审视书评时，方能判断是否处理得当。
此外存在一个疑问，该著作并非全然归于历史学范畴，亦可视为史学研究的产物，史学领域具有若干显著特征，部分论述并非具体历史事件，而是体现历史学者对学科观点的阐述，因而诸多表述，尤其是后半部分，频繁出现“我”与“我们”的表述，翻译时应如何处理呢？我们坚持中国的视角，也就是说中国的学者、中国的读者，需要确立中国的视角。这句话对你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没什么问题，它就是针对你们而说的。我是在翻译一位中国学者写给中国读者的文字给外国读者看，我得反复琢磨才能想明白，我们外国读者还是想知道中国的学者是如何为中国的读者书写历史的。
秦方：Jesse刚才谈的是枝节问题，他提到的那些，我们都感到为难。葛老师这部著作的见解极为深奥，但部分论述篇幅颇长，我们二人时常碰头，花上大半天时间，分析如何准确把握主谓宾关系，其实都是些基础的句式层面的事，我们总想尽可能维护葛老师那富有洞见的思考。这项翻译任务对我们而言也是极好的锻炼。我们的翻译持续了两年左右，Jesse承担了葛老师书稿的翻译工作，我则负责原始文献和引文的翻译任务。我们每隔两周会碰面一次，将各自的译文整合，互相审阅对方的译文。审阅完成后，把全部稿件集中在一起，再次通读。反复阅读了几遍之后，我们需要请一位Copy帮我们进行最终校对。我们俩的学术背景都与中国历史研究紧密相连，因此特意请了一位审阅者，从不太了解中国语言或历史文化的读者角度审视，看是否存在模糊之处，随后我们再进行修改，确保内容表达清晰。最终我们反复校对了三次，直至2017年夏天才得以出版，整个流程相当耗时。
此外，翻译中文引文时，由于国内引文通常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中文阅读时大家都能凭直觉明白大概含义，然而译成英文则难度颇高，至少主语谓语宾语必须明确，同时代词指代的对象也要清晰说明。因此，我逐条查对了资料，同时也有机会再次学习一些非常著名的内容。
因此，在这次翻译工作中，我面临的最大困难与Jesse刚才提及的问题相同。阅读这本书时，你扮演的是读者的角色，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获取新的信息，或者领悟新的见解，进而完善自身的认知体系。然而，身为译者，其实与原作者处于同等位置，而且此次翻译需将中文转为英文，我们必须应对一个显著的转变。原本葛老师撰写该书时，主要面向中国不同的学生和学者，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西方学术界的学生和学者贝语网校，读者群体发生了变化。这对我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国内研究者认为无需特别提出质疑的表述，或者某些论点，在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其实相当棘手。
例如，我们中午时分还提及，最为棘手的是翻译“民族”一词。提及“民族”，仅两个汉字，但中文里这个词的内涵相当复杂，包含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国家民族等概念，还有诸如民族性的、族群的、族裔的等形容词。翻译时需格外留意，即便选用“民族”一词，其内涵也可能存在差异，而即便选用不同表述，有时所指代的概念并无不同，因此对于这类词汇，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诸如“民族”、“中国”、“华夏”等，皆为葛老师所关注的核心概念，有时我们会先记录其拼音，再通过括号补充说明葛老师在特定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外国读者阅读时或许会遇到困难，由于其中包含了大量拼音标注，但经过我们共同商议，认为这种方式最能精准传达葛老师的原意，避免仅选取某个英文词汇而忽略其深层含义，导致信息模糊不清，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讨论这些关键词，整个过程也让我收获颇丰。
葛兆光感谢Jesse和秦方,对于中国书籍翻译成外语,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我的著作翻译成外语,有时会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当初写作时,预设的读者是中国人,针对的语境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可是,翻译成外语之后,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状况,时空不匹配了,问题也可能不契合了。
《中国思想史》
我举个例子，我的《中国思想史》的部分章节在2002年就已被翻译成英文，当时译者还邀请我去欧洲商议，商议事项包括翻译哪些内容，挑选哪些章节，他们计划用一份杂志的两期完整篇幅来刊登译文，但两期篇幅依然难以容纳全部内容。回想当时我曾提及，似乎导论部分关于方法论的内容在中国备受重视，然而负责翻译的教授却表示，导论并无太大意义，理由是那些议题在西方学术界并非真有争议，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先秦篇章，因此最终只翻译了先秦的七个章节。这一情况当时令我印象深刻，我个人觉得先秦那七章的写作水平并不高，他们为何认为这些内容有价值呢？我认为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部分，为何欧美学者反而认为其价值不大？这显然源于双方在选取材料、理解内容和个人体悟上的不同，也受到各自思想体系和学术传承的影响。因此，同一本书在中国读者和英文读者眼中，可能激发出截然不同的反响。
《何为中国》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再来看一个案例，涉及中国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以及《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三部著作。前两者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由此产生了些许不同反响。我留意到有英文、韩文、日文，还有中文的评论文章，它们各自的看法如何？读罢《宅兹中国》，有些人便指出，作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带有国家本位思想。我个人认为，自己绝非中国中心论者，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写作的宗旨，是为了促使人们反思民族主义，因此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的认知，或许存在差异。
另外还有一点体会。我一直觉得，在所有用中文写作的人当中，我的文字表达应当算是清晰的。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包括负责《何为中国》和《中国思想史》的译者都提到过，我的句子过于冗长，构造过于繁杂，常常缺少主语，因为英文中很多句子必须时时刻刻都有主语，翻译起来非常不容易。然而，某位我们相当熟识的、常被指写作风格晦涩难懂的中国作家的著作，有位译者表示，这部作品翻译起来十分容易，那为何我们中国人会认为他的中文表达难以理解，他却又说翻译简单呢？这位译者向我解释，说是因为他的句子结构与英文语法大致相同。由此我领悟到，一本中文版书籍与英文版书籍，无论在阅读体验、阅读反响还是阅读体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涉及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的差异。因此，我尝试着尽量将句子简练，将问题阐述得更加明确，这既要求思维具有条理性，也要求语言表达具有简洁性，还要求能够探讨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更要求大家具备共同的逻辑框架和认知基础。说实话，我国学术界应当加强相关研究，毕竟在两个不同学术语言领域间转换，确实存在诸多挑战，这需要彼此交流与融合。因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两位译者，他们帮助我将这本书，转化成英语读者能够阅读的作品，也让西方英语国家的学者，明白我们中国学界为何当前要重点探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