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谁能够得到提升，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确定了，除非遇到特殊状况，否则这项规定是不会更改的。

讨论职业等级提升，今年44岁的日本冈山大学助理教授哈布尔态度平和，没有流露出不安情绪。

她从2006年开始在日本生活，在东京大学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经过多次博士后研究阶段，最终在2018年加入了冈山大学环境生命自然科学研究院。

哈布尔向《中国科学报》的采访人员说明，遵循常规是日本学术体系与中国最显著的差异之处。在这些高校里，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由一个包含十名成员的评审委员会来裁定。教授、副教授以及助理教授的岗位数量几乎保持不变。评审委员会会拟定一个长达十年的职业发展蓝图，其中每个职位都对应着特定的岗位。

这样按部就班的日本学术圈，值得奔赴吗？

哈布尔的博士毕业照

一、留日

哈布尔于二零一三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之前，她曾用两年光阴在东京大学研读，并成功获取了硕士学位。

2004年哈布尔从内蒙古工业大学完成学业，随即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乌海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乌海职业技术学院，担任起大学教师的工作。这份工作虽然比较舒适，但却让她感到困扰，她仿佛已经预见到自己将在此地度过余生。

她心里有个想法，就是不想安于现状，于是她在2006年离开了那份一直做着的固定职业。她打算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为何要选日本呢，哈布尔表示，除了离家较近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她当时有一位好朋友正在日本求学。

初次抵达成田国际机场时，哈布尔感到不太满意：这里丝毫没有国际大都市的气派，是个相当偏僻的空港，周边尽是些低矮的平房。道路十分狭窄，出租车在小巷子里来回穿梭。然而当地居民很有教养，几乎看不到乱扔废弃物的情况，也很少有人高声喧哗。他们对待外来人士同样十分和善。

语言学校的初始考核里，老师日语问她时刻，她没领会，因此被安排到入门级班级。

哈布尔最初打算进入东京工业大学学习，不过最终未能如愿，反而被东京大学同时录取了信息技术和环境系统学两个专业，尽管她本科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但她对编程并不热衷，因为2008年左右中国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留学之路，她便决定主攻环境学，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课题都集中在中国电子产品的环境影响上。

她很走运，在语言学院学习和读硕士的时候，都获得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提供的资助。读硕士那阵子，这笔资助差不多每月能拿到6万5千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四千块钱以上。她每年的学费要花掉五十多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换算，差不多是四万人民币左右。

哈布尔表示，日本的大学教育费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原有水平，几乎没有显著波动；而近期日元汇率下跌，导致中国学生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相较以往有了明显降低。

哈布尔获得奖学金，同时她担任助教，并且在餐馆与便利店兼职，这些收入足以维持她的学习生活，她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也没有向家里寻求过帮助。

而更早赴日留学的曹斌，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他于1997年前往东京进行留学学习，在2005年时，从东京农业大学获得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东京农业大学的助理教员，日本生物进化学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方面的博士后；目前，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职务，并且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副教授。

他在国内高校暑期实践时，接待了一支来自东京的二十余人日本旅行队伍。队伍里有一位行动不便的长者，他在照料老人的同时，也特别用心地钻研日语。最后，这位长者邀请他前往日本求学，并建议他劝说父亲出面，承诺为他的留学事宜提供担保。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赴日深造必须要有日方人士做担保人。

三个月之后，那位长者把办理入学手续的文件送了过来，同时说明曹斌必须先支付六十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四万元以上）作为教育费用，这个数目在当时确实非常可观，几乎让曹斌怀疑事情的真实性，直到他收到了老人代为支付学费的凭证和学校发出的录取证明，才确认事情并非虚假，事后他才了解到，那位提供帮助的长者正是日本花卉协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三田鹤吉。曹斌到日本后，在三田鹤吉经营的花店做过帮工，他们彼此间的交情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老人离世。

曹斌在东京度过了十一年光阴，为了磨砺自身，他谢绝了家中经济上的支持，他的亲人曾评价他这种做法近乎自苦，他的学业开支以及日常开销，基本上都是通过获奖金和从事兼职劳动来筹措的。

他因为喜爱法律，原本计划去一桥大学攻读法政学科，但后来发现日本那边必须先完成法律本科学习才行。为了节省时间，他最终决定去东京农业大学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

余岱洋在2022年前往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攻读研究生，那时这所学校还未更名。如今该大学已经更名为东京科学大学，这是由原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于2024年合并而成的结果。

那个时期恰逢新冠病毒流行，西南医科大学那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出国深造的并不多见。他们同班三十余名同学里，只有他一个人决定前往海外学习。

他受父母影响选择了医学道路，因为家中世代行医。报考大学时，他的思路十分直接，先是将东大、京大、大阪这三所高校的全球声誉作为参考，然后依次递送了申请材料。

入学测试需要兼顾英语和日语的评估，余岱洋回想，于2021年岁末的线上面谈里，面谈者多数讲日语，仅在谈及专业词汇时才会用英语，所提问题都不难，诸如为何决定赴日求学，余岱洋解释说是出于喜爱日本动漫，大学期间自行钻研日语，还认为日本医疗技术较为领先

他的海外学习完全依靠个人经济支持，因为所有助学金申请均未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他每年必须自行负担约十万元人民币的学杂费与日常开销。日常开销涵盖了租住房屋费用以及一日三餐的基本消费，他有时也会自己动手烹饪。

好在，博士生第一学年将结束时，他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所设的专项助学金。

学校位于东京核心地带，不过宿舍申请颇为困难。余岱洋于是租了一处离市区较远的住所，月租约四千元人民币，需乘四十分钟电车才能抵达。

余岱洋在东京医科齿科大学

二、读博

余岱洋攻读博士期间进展不快。他通常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抵达实验室。处理完部分生物学实验环节，便在等待结果时用餐。下午一时至两点进行实验操作，至下午六七点通常可结束当日工作。偶尔周末需额外安排实验。例如培育细胞或照看小鼠时，要额外投入三四个小时。

新加入的年轻研究者也是华夏子孙，这个整形外科的团队如今总共三位，其中一位是今年新来的。

此外，团队里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学姐，她目前因怀孕在休长期假，导师对她休假这件事并不感到担忧，反而时常询问她的身体情况。

日本学生数量偏少的原因在于，该国社会对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视程度不高，多数人认为本科教育或专科教育已足够获得理想职业，继续深造对就业前景改善不大，临床医学领域尤其如此，本科毕业生获得行医资格便可就业，其收入水平远超其他职业，达到高出两到三倍的待遇，若自行开设诊所，经济回报更为可观。

也就是说，真正倾心于科学探索的人才会进入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像余岱洋这样专门研究骨骼代谢问题的日本学子非常少见，所以他们研究团队的三个成员里，有两个是中国人。

他们整形外科对学生写作文章的标准很宽松,只要有一篇作品就可以了,并且不关注其学术价值。但他的老师却规定学生必须提交两篇被SCI收录的研究成果。

余岱洋处理这件事毫不在意。他眼下担当着多个项目的职责，其中有一个项目的文稿正在投稿，另有一个项目也进入了撰写文稿的阶段。

哈布尔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感受最深的是日本社会那种森严的阶层观念，这种观念让她记忆犹新。

这种等级观念在日本社会非常普遍。新员工要听从老员工的指导，硕士需要尊称博士为导师，称呼时不能使用昵称，必须使用礼貌用语，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差异也必须体现出来。

曹斌的海外求学过程十分顺遂，通常在日本攻读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的学生需要四到五年时间，个别情况下甚至长达六到七年才能完成学业，然而曹斌却只花费了三年时间就成功获得了学位学校要求至少完成两篇学术文章才能获得学位，他却在三年内成功发表了七篇核心期刊论文和十七篇普通期刊论文，他的博士论文还荣获了校级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并且获得了日本农业经济学会和日本食品系统学会的研究奖励。

曹斌指出，日本的社科类论文不使用国际通用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而是通过本国学会的论文发表系统，该系统以同行评议为特点。他解释说，作为学会论文评审专家，虽然评审的报酬不高，但这体现了学术界对专家能力的肯定。因此，被选为评委的专家对此项工作感到自豪，并且非常投入。一篇10页的文稿，审阅者提出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篇幅会达到30页以上。

曹斌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鲜香菇流通构造变化及其发展方向》，角度十分狭窄。曹斌表示，日本学者并不认为这种小题目没有研究价值，反而觉得这是能够以小见大、深入剖析的好选题，能够从一种特定农产品中推导出普遍的经济学规律。

他的研究方向由他个人决定。导师起到指引作用，从不强行干预。为了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导师不会限制学生的思路，而是会询问这样做的缘由，探究其背后的根据，并探讨这样做的价值。

这构成了他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最宝贵的经验。尽管与导师就论文事宜的沟通总时数不足十小时。当着手准备学位论文时，他必须设法整合已发表的十余篇研究论文，导师却仅用简短几句话，就让他豁然开朗，思维水平迅速跃升，感受极为深刻。

曹斌表示，他现在担任导师，计划将那种引导式的方法引入国内。不过他认为这存在挑战，因为部分学生已经习惯了被动接受，总是等着老师布置任务，缺乏自主探索问题的意识。他认为这或许与我们从小不注重培养孩子发现并解决难题的能力有关。

2003年7月，曹斌在日本静冈县段木香菇种植农场实习

三、适应

今年曹斌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资格，再次前往日本，在京都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该校的校训为“自由的学风”，京都大学教授伊藤顺一阐述道，其含义在于随心所欲地开展研究。

2012年，京都大学计划成立国际高等教育学院，目的是提高学生英语能力，同时增强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并吸引国际人才加入。学校的具体做法是，从各个院系中挑选出将近一百名外语能力突出的教师，让他们转移到新学院工作。然而，这一方案引发了学校教授会的强烈不满东京工业大学官网，他们认为此举会损害各学科的独立性，也无法真正实现国际化目标，于是将反对意见张贴在学校各个显眼位置。十几年过去了，据曹斌说，它们依然被张贴在校园里。

如今日本社会的发展步调迟缓，这让曹斌深感惋惜。二十多载前光顾过的那家拉面店依然存在，只是昔日的小学徒如今已是店主。他曾经任职的学校附近那家餐馆也未曾消失，老板至今仍记得他。

他在农业方面进行探索时，发现技术革新进展非常迟缓。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导致无人机这类前沿农业技术无法得到有效应用，许多民众仍旧沿用数十年的老式耕作手法。就连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的发展程度，看起来也落后于中国的山东和河北地区。

日本高校教师的职位评定遵循既定流程，心急也无法改变现状。曹斌表示，部分日本同事十余年发表的论文篇数，还比不上自己一年的发表量。然而这也赋予了教师自主权，不会承受过度的竞争压力。曹斌觉得，在这种无需外力催促的环境下开展研究，能让部分怀有学术热忱的学者专注于某个特定方向进行深度探索东京工业大学官网，这或许更贴近所谓的匠人风范。

对于曹斌而言，在日本求学期间最值得称道的其实是从事兼职工作这件事。他先后接触了将近二十种不同的职业，比如负责清洗餐具、在食肆制作水饺、在公共场所引导行人、打理道路两旁的树木、在藏书楼整理文献；当语言能力得到提升后，他又尝试担任过带团领航、语言沟通的桥梁、商业机构的雇员，以及金融领域的顾问。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甚至参与过清除马蜂窝的工作。由于这类任务存在潜在风险，相关单位会提供双倍于常规时薪的特别补偿。

他对于现在留学生很少从事兼职工作这件事并不在意。在他眼中，兼职是留学生融入并熟悉当地环境的重要方式。

不过，余岱洋有他了解当地的独有途径。他找了一个日本女友。

他们在英语课上相识，当时女友是护理专业的本科生，余岱洋需要扮演一位中国来的病人，并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病症。

余岱洋也深深体会到，日本人过于守着已有的规则和程序了。

他们那儿的实验室几乎不更新固有的实验步骤，一直使用的是沿用十几年的作业指南。即便余岱洋认为从国内学来的作业方法更省力，也毫无作用。以组织切片为例最为明显。在国内这类工作已经交给专门的公司处理，效果既好又快。可是在日本，学生必须亲自完成石蜡包埋、切片等工序，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他的导师对此感到十分无措。他时常向余岱洋打听，中国当前有哪些新的技术正在发展，是否有什么更高效的解决方法？

余岱洋感到困扰的是，那种所谓的匠人理念表面很吸引人，可一旦他回到国内，这种技能就找不到施展的场合。

哈布尔去年曾返回祖国，她渐渐觉得家乡的日子不太习惯，各种事务都要借助应用程序才能完成，比如搭乘出租车，倘若没有安装相应的软件，恐怕连动弹都困难。而日本那边，至今的生活形态仍和二十年前别无二致，教育费用也未曾调整，即便是打车方法也完全相同。

她目前育有两个子女，配偶在日本任职，她的大儿子现就读小学四年级，然而在学习上并未受到严格管束，她坦言对学校的考核机制一无所知，对儿子的学业表现也毫不知情，始终不清楚学校是否设有考试和排名，更不清楚孩子的学习成绩究竟如何

四、改变

哈布尔并不觉得十分安稳，身为女教师，她的忧心一直萦绕在心头。

她表示，生育了两个后代，在日本聘请看护人员相当困难，亲自抚养孩子至少使她的职业发展中断了五年时间。这也是部分同僚女性不选择繁衍的原因之一。

女性教授变得非常罕见。冈山大学里，女性教职工所占的比重不足百分之二十，在理工学部更是仅有两位女教授。

哈布尔觉得稍微松了口气，因为日本大学对那顶帽子并不特别重视，她认为即便是校长，也无法对助理教授施加压力。

近些年，冈山大学正努力限制教授会的权限。在她工作的环境生命自然科学研究院，有一个教授岗位暂时空着，学校理事会邀请两位候选人参与角逐，并且规定其中必须有一位是院外人士。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教授会的反对。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这个教授位置已经内定给了某位副教授。

最终，这件事以教授会的获胜告一段落。

哈布尔察觉到日本对国际学术成果的轻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表现为该国大学在全球的声誉排名持续走低。

曹斌也有类似的感慨，日本学术研究水平肉眼可见在下滑。

曹斌注意到，在日本的某所知名学府里，部分学生连基础理论都不理解，却依然获得了博士学位。

例如，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进行考察时，挑选二十多个农户案例显得相当随意，其中既有经营十公顷土地的农户，也有经营两公顷土地的农户。依照日本对于小农的界定标准，这样的样本选取方式很不严谨，将造成研究成果缺乏广泛的适用性。曹斌之后了解到，该生能够顺利毕业的主要原因是，其指导教师即将离任，如果该学生再不完成学业，将很难获得学位。

曹斌的导师藤岛广二完成博士学业耗时颇久，历时六年才得以进入职场，又过了三年才最终获得学位。那一代人对于攻读博士学位的执着态度，至今仍能体现出来。

曹斌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发表评论指出，日本的经济和学术领域都显得比较沉闷，如果再持续十年，该国或许会从发达国家名单中除名。尽管日本学术振兴会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想要寻找能够振兴学术氛围的途径，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实现显著的转变似乎还比较困难。

余岱洋准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

在日本继续停留十分困难，首先必须提前一年半以上着手寻找工作，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提升日语水平，并且东京的生活开销远高于成都，因此他最终选择返回家乡，即使收入会减少一些。

若要返回祖国，他计划从事学术工作，这也是许多具备生物学探究基础的毕业生通常的取向。

现阶段，日本各种节日众多，然而由于社交范围有限，余岱洋无法结交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因此他感到时间过于充裕，甚至有些百无聊赖。他只能勉强忍受这段颇为乏味的博士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