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著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由何博超翻译，译林出版社于2021年3月正式发行，全书共计544页，定价为68.00元。

二十年后，尼克松面对自己日益稀疏的发际线，信心不再，那时他才开始怀念起1952年那次决定性选举。在那次选举中，他巧妙又生硬地将“蛋头”这个标签贴在了谢顶且文雅的阿德雷·史蒂文森身上，而这一行为却并未让人联想到艾森豪威尔。

知识分子若持清心寡欲之态，便会视发际线后移为信仰理性的外在象征，仿佛是对其思想的剃度。然而，这一现象也给了他人以污名化这一群体的可乘之机。尼克松的言辞虽滑稽至极，却如同1828年大选的翻版：那场毫无底线的辱骂之战，开启了一种将知识、文化和高尚品质视为攻击目标或替罪羊的修辞手法，同时也将白宫变成了类似拉伯雷式的狂欢场所。老胡桃木的幽灵化身为众多竞选者，他们既不拘泥于党派之分，又亲民反智、充满激情，唾沫横飞，仿佛急于向世人展示其男性特征。这些人物包围着那位既优雅又略显不安的昆西·亚当斯，以及诸多无辜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已故的霍夫施塔特（1916-1970）。

那一年正值大选，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沃尔格林讲座，此时他的讲稿已初具《改革年代》的轮廓。然而，他对小罗斯福和文人改革派的青睐，让他对这次大选深感失望。于是，他将精力转向另一本书的撰写，耗时七年，最终完成了那部颇具争议、却使他的名声更加响亮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反智》）。该书的开篇章节是对选举的回应，然而在讽刺麦卡锡及其右翼共和党派时，作者的言辞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克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这些现象的厌恶已经深入骨髓，导致了一种麻木不仁，更是因为他坚持采用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来进行研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取代那些无谓的相互谩骂。此外，他对未来的十年抱有极大的期待。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智》一书出版之时，恰好是书中所高度赞扬的那位谦逊有礼的天主教徒总统遭遇暗杀的那一年。

题目所示，他将探讨的领域定位在了普遍的“生活”范畴，而非脱离实际的美国精神及其意识形态。因此，反智主义似乎在合众国成为了一种生动的现实，它并非一时的潮流，亦非源自外部的侵袭；它是一种早于国家存在、遍布各处的文化基因。他在第二篇中从宗教领域、第三篇中从政治领域、第四篇中从商业领域、第五篇中从教育领域对“现象学”进行了社会学视角的深入剖析，这些领域几乎覆盖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霍氏，这位1938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学者，始终秉持自由左派的批判态度，在本书中，他对美式民主和平等的理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露其内在的缺陷。霍氏传记的撰写者布朗（David S. Brown）曾指出，该书堪称史上对美国民主最令人不安的批判之作，书中强调“美国特有的民主体系——在边疆拓展、资本主义发展、新教福音派势力巩固的背景下——使得国家更容易遭受民众的冲击”。（参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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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作者所关注的“群众”群体相当广泛，涵盖政界要员直至基层民众，从企业巨头到独立商人，从宗教领袖到普通信众；在社会阶层划分上，主要聚焦于布尔乔亚阶层，特别是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巴比特”群体；同时，作者也更为关注所谓的“黄蜂一族”——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他对反智现象的探讨更倾向于对这些群体中存在的负面情绪及其来源进行深入分析。反智主义，它其实是对理智生活及其代表者的“憎恨与猜疑”，并且常常带有贬低这种生活方式价值的倾向，这种憎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科学界以及高等教育领域。此外，《反智》一书还特别关注了这些群体在轻视知识时所展现出的言辞风格、行为习惯以及心理状态。

此类研究并非独立存在。在战后美国，形势的演变以及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促使众多作家对中产阶级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历史的回顾。这些作品中，部分对《反智》产生了影响，而另一些则与之形成对话。米尔斯所著的《白领》（1951年出版）、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问世）、特里林的《自由想象》（同样于1960年出版）、尼布尔的《美国历史的反讽》（1951年成书）、利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年出版）、波特的《富足之民》（1954年出版）、怀特的《组织人》（1956年面世）以及加尔布雷斯所著的《富裕社会》（1958年发行），等等。但是，只有《反智》代表这些著作，说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实话。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依据一种彰显精英气质的研究视角，他针对以下四个领域挑选了多个样本进行深入剖析：宗教领域中的福音派信仰和历史上的“大觉醒运动”；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政体、充满阳刚之气的总统形象以及反对改革的政客；推崇务实的商业巨头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以及那些通过自身努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平等教育理念，以及旨在实际应用而非纯粹学术训练的“适应生活”运动，同时也不忘提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这些观点具有共通之处，即都持有反理论的立场，反对专家意见，抵制文化传统，挑战现行制度，以“常识”来取代“智识”。

霍氏认为，此类常识仅仅是人类普遍智力的一种体现。智力与智识不同美国生活，它缺乏批判性、反思性、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智识自古希腊时期起便以神性的努斯（nous）这一概念展现了人类的高贵品质。智力不过是对知识进行掌握、管控、重构和调整等初级技能，并非人类独有；相较之下，智识则是一种反思性的能力，它能够审视自身的理论体系，具有复杂性、深邃性及系统性，数学、物理、哲学等基础科学便是其最鲜明的体现。反智主义者或许并不排斥理性，然而他们更倾向于信赖直观且简易的认知过程。他们抱持着“百分百心态”，不愿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将实用主义、技术手段和经验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部分人甚至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深信不疑。在他们眼中，知识似乎成了某种繁复而无实际意义的鸡肋，或是令人厌烦的累赘。

可以发现，在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阶层中，这种反智的思潮无处不在。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慕迪、桑迪、老科内利尤斯·范德堡、布莱恩、老罗斯福、威尔逊等人，出于对民众的热爱和对精英的轻蔑，提出反智的观点时，他们实际上却成为了国家的真正精英。他们掌握着所有人的信仰、财富和权力。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沦为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争取选民支持、维护民主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或牺牲，这一现象在言辞和实际行动中均有体现。在1912年的竞选活动中，威尔逊在演讲中提出，民主政府不应由专业人士主导，而他频繁出入工人俱乐部，自认为在那儿获得了最明智的政治见解。然而，在他发表这番言论时，心中恐怕想的只是如何赢得选票。

那么，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反智的言辞或许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然而，在普通民众中，这却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当智慧不再被视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德时，面对理智的欠缺，人们往往能够心安理得。因为他们认为，个体的思想自由和言论的平等性更为重要，而不是个人智慧的增长，亦或是如何获得专业性的表达“资格”。为了填补不足，实际行动、切实可行、真抓实干、实用主义、脚踏实地成为了疗愈的良方，使人们能够以反智为荣。当某项知识显得深奥难懂时，我们可以说，它缺乏实际意义，从而，知识的内在力量得以减弱。

作者固然并非抵制实践，却对理论遭到的忽视、知识分子遭受的冷漠与敌意表示不满。他渴望在民主的框架内，智慧应当获得其应有的尊崇与地位；只有当智慧得以在游戏与虔诚之间找到适宜的天地（正如霍氏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两项显著特质），民主社会方能称得上健全。若反智主义都能被视作政治上的正确，那么对智慧的推崇又怎会不受到认可呢？作者似乎追溯到了苏格拉底遭受审判的历史（《反智》一书中有此暗示），并探讨了哲人王这一概念。柏拉图在早年便确立了这一崇高的地位，然而，他不得不面对卡尔·波普对他观点的批评，后者认为这一理念是极权主义的根源。那些反智主义者常常将智慧的高尚境界替换为权力或资本上的专断与独裁。就诊时，大众倾向于寻求技艺更精湛的医生，然而在社会、政治以及商业等领域的议题上，非专业人士的自信心却往往超越了那些专家。

芝加哥大学的知名历史学者布尔斯廷曾指出，这种抱怨可能显得有些过分和缺乏根据。他认为，知识阶层并非处于边缘地位，事实上，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受到了工业界与政府部门的青睐。他批评道，霍氏所谓的文化批判，实则是在维护知识阶层的特权，对美国的实用主义进行攻击。此类批评并非个例。霍氏本人本身就享有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对此理应心知肚明。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的第139-140页中，霍夫施塔特不仅强调了对智识的重视，而且或许还期望智力能够占据一个独立且不受束缚的领域。然而，这却是一个矛盾。为了实现独立，智力必须依托于肉体，知识需转化为实际，而知识分子亦需掌握权力，否则将无人愿意听从。它无法像《云》中的苏格拉底那样悬浮于空中。充分赋予其自由空间，它却可能因欲望而陷入邪恶，这源于其与物质和利益的紧密联系。

在本书中，我们观察到，美国的力量、资本以及民众三者围绕知识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结构。这个结构与这三者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关系，难以在正中央稳固立足，显得游刃有余。它不得不寻求某种“依托”，然而，这三者却可能反过来侵蚀知识。若它偏向权力一方，官僚体系便会吞噬其自由、理想、事业追求以及原本的妥协初衷。左右之分、驴象之别，纵然政策和口号各异，一旦变得粗俗，油腻之感便趋同，它们只能彼此迎合。一旦转向资本，游戏性便遭舍弃，虔诚亦不可靠，换来的经济利益，使得知识分子如同天花板上的吊灯，俯瞰地上那些谩骂的人群。他倾向于民众，却觉得自己与众人格格不入，如同霍氏一般，在迷茫中深切地感受到对普罗阶级的幻灭与失望；他那份清高且难以融入尘世的个性，甚至让他渴望能饮下一杯能令灵魂永生的毒芹酒；与此同时，民众一方面有理由信任这些深奥的专家，另一方面也有理由质疑那些似乎在暗中策划阴谋、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苹果籽强尼，而非智囊特格韦尔。知识界内部，成员们同样难以避免相互间的指责，这源于他们内部的分歧，各自倾向于不同的观点，因此争执不断。其中，最极端的反智主义者甚至也包括了知识分子自身。在精神独立这一点上，似乎只有神明才能拥有，而非人类。

《反智》一书引发的争议不论如何激烈，其留下的宝贵财富却是无穷无尽的。原因在于，正如霍氏所深刻洞察的，反智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呈现出周期性的反复出现。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小布什是如何激发民粹情绪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再次宣称自己代表着平民的利益。正如林（Elvin T. Lim）在其深受《反智》一书启发的著作《反智总统》中阐明的那样：从修辞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出发留学之路，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缺乏逻辑说服力、品格不真诚且情感夸张的反智言辞，已成为美国选举中争取民众支持的关键手段，并且这些特点也是总统职位所必须具备的。若此书问世稍晚，作者便能目睹更为极端的现象：那些在阅读与否的边缘徘徊，如同薛定谔猫一般模棱两可的“懂王”，将反智主义的风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顶点。尽管其手段缺乏创新，仅限于挑起白左与红脖之间的冲突，并且依旧在制造体制与民粹、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然而美国生活，这却引发了国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分裂。在反智主义的盛行之下，原本应对疫情的社会秩序遭受重创，理性分析被冲动行为和神秘的“普却信”所取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霍氏在其另一部著作中阐述了美国政治（尤其是右翼政治人物）所特有的“妄想症”风格。这种病症表现为一种被迫害的错觉，属于慢性精神错乱，其特征是狂热、多疑且具有攻击性，言辞夸大其词，令人震惊。其代表人物常常坚信自己的国家、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同时他们自诩为理性、无私、正义，并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X与Y》一书中，霍氏在讨论该疾病时虽未直接谈论反智主义，但依据其论述，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种思潮恰恰是该类心理疾病的一个显著特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然而，小施莱辛格的传记撰写者，来自巴德学院的奥尔德斯教授，在上一年度的书评中提到，霍氏是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对身份的焦虑来审视美国的，而他本人亦深陷于夸大民众影响力的“妄想症”之中。（，《自豪与骄傲》，墙报，2020年8月7日）这或许是对的，不管怎样，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脱离大众，尽管真理有时确实掌握在那些少数派手中。

我们不能忘却，《反智》虽以学术形式呈现，然而作者本人亦直言不讳，称其为“私人著作”，而非“正统历史”，且该书亦流露出作者的情感色彩，内容皆基于霍氏个人视角精心挑选。针对此点，奥尔德斯曾批评霍氏对史学文献的阅读不够重视，且自诩为社会科学的开拓者，然而他却缺乏相应的严谨训练。霍氏的同行、史学家香农（David A.）甚至提出，《反智》并非一部科学著作。在高度评价《反智》的精彩之处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法斯（Paula Fass）亦指出，该书在历史著作和社会评论方面并不算成功。霍氏或许心中已有此认识，因此他坚信《反智》这部作品毫无实用价值，那所谓的自我剖析并未达到他的预期效果。此外，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反智》这部作品塑造了他，而非他创造了《反智》。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传：思想传记》第140页，以及《An and Proud of It》杂志2020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同行的评价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基于客观立场的批评，也有因个人立场和观点差异而产生的分歧。有些人可能对霍夫施塔特这位严谨的学者却成为“反智主义”和“妄想症”等流行语创造者的身份感到不悦，另一些人则可能对他的反民主倾向和贵族气质表示不满。

尽管指责不断，但在美国，反智主义早已根深蒂固，或许它本身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特质。过去，"老师"、"知识分子"等词汇甚至被用作侮辱性的谩骂。然而，随着科技的崛起，"极客"或"书呆子"等词语也逐渐被赋予了正面的含义。但人们心中依然明白，"老九"是不能被轻易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