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力大学:“小将上讲台”——华电人

常见问题2024-05-17 07:43:47佚名

如今的华北电力大学已成为许多莘莘学子梦想的地方。

每当我从青年路经过校园西门时,常常感受到学校的厚重和温暖。 夜色中,远处的电力大楼、图书馆、办公楼交错闪烁的灯光,将学校点缀得充满了高等学府的气势和魅力。 第二校区日新花园的小桥流水、牡丹园的花香四溢、银杏大道的金秋意境,都生动地充满了大学校园的文化印象。

一年四季,无论何时走进校园,你总会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 这让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独特地沉浸在校园人文环境的滋养中,欣赏着校园风景。 独特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学校在国内外确立了其专业和学术地位。 尤其是电气工程等重点学科处于国际前列。 为此,学校被业界誉为中国现代电力工业的“黄埔”,成为培养我国电力人才的摇篮。 从这个摇篮中走出来的学子如今遍布海内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是经过几代华电人的不懈努力才取得的。 我在华电教书34年,亲眼目睹了华电这些年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在“教育革命”的背景下,一度推行“少将上讲台”。 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我有幸被选为第一批教语文课的人。 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我只记得手里拿着一小块纸板,上面写着当时只能看到的小字。 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讲稿”。 当时我就幻想,长大后,如果我能当一名老师,每天给那么多孩子讲课,那该多好。 初中、高中的时候,虽然经常上台演讲、演讲,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想当一名老师,理想也随之改变。 没想到,长大后,我竟然成为了一名老师,而且是一辈子的大学老师。

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34年了。 我已经从一个年轻人成长为一个老人了。 我不仅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也爱上了华北电力大学,它伴随着我成长,培育着我实现人生目标。 我的生活被永久地改变了。 并入华电。

2012年,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 恰逢学校公开招聘。 她的专业也很对,是学校急需的专业人才。 我鼓励她积极报名,认真准备工作。 经过几轮筛选和面试,女儿终于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名心理老师,延续了我对华电的热爱。

我出生于1958年,和华电同龄。

当我亲眼目睹了华电的发展壮大和如今的辉煌,见证了华电一步步的征程,我体会到了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热爱学校、爱岗敬业的华电精神。奉献精神、追求卓越,以及负责任的大学办学精神。 办学理念。

1982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第一届毕业生。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的。 我们班共有26名学生毕业,其中5人分配到高校。 其中一人留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系从事行政工作,后调到公安部。 另外四人分别前往华电、湖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担任教师。

我的注册证书上写的单位是:电力部华北电力学院。 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 有趣的是,直到1994年,我在申请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硕士时,才到北京大学找到我的导师杨福清院士和王选院士,审阅我校的学科教材。 他们还在问:不是有河北电力学院吗? 什么? 什么时候变成华北电力大学了?”可见,当时华北电力大学知名度并不高,两位院士对此并不熟悉。

但那时我只想当一名老师。 至于未来会怎样? 你想教书吗? 我不知道该教什么课。 到学校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电子系计算机教研室。 教研室副主任孟兆章老师热情、全面地向我介绍了教研室的情况。 当时,保定和北京的计算机教研室合并。 主任是北京的孟永彦教授,副主任是保定的孟兆章、陈宝吉两位老师。 保定和北京教研室总人数在50至60人之间。

1982年,华北电力学院共有学生1400余人,师资紧缺。 教学单位只有4个系1个系,有六七个专业保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500到600人之间。 我第一年就承担了教学任务,每学期至少教2门课,总共教10多门课。

然而学校的发展速度惊人,新的专业不断增加。

那时我们经常要进出学校的东门。 一楼二楼平台上醒目的校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矗立在显眼的位置,一进东门就能看到。 我记不清它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 应该是在计算机应用专业评估之前。 只记得1988年,电子部、教育部对全国29所试点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进行评估时,那8个大字被重新涂上了红漆,显得鲜艳夺目。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校训的深刻内涵和深刻内涵所影响。

当时和我一起来到计算机教研室的有十多人。 我们每个人在上讲台之前都要进行一次试讲。 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们的教研室比较大,前后都有黑板。 教研室最初位于一校一楼,后迁至三楼,再迁至一校实验楼(老图书馆内),最后迁至二校区。

到搬迁到第二校区的时候,学校已经成立了计算机系,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学校规定每周二下午在教研室进行业务学习,周四下午进行政治学习。 这种学习氛围创造了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 多年来,教研室一直遵循每位新教师上课前必须进行试讲的传统,而且试讲必须不止一次。 当他通过试讲后,就可以正式上台了。 这一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使我校的教学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

当时每个人都要试听一节课,教研室的老师都在下面听,所以一下午只能教两三个人。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发表评论。 有时候一个人试图讲完一堂课,评论要花很长时间,一下午也只有一个人能做完。

我记得很清楚,我试教的课程是《高级语言编程》。

我不仅写了演讲稿,还设计了版式,做了精心的准备。 试讲时,从板书、算法流程图到现场编程,都是一口气完成的,没有看讲义,时间正好是一节课。 我的试讲受到了教研室老师的好评,我一次就通过了。 我再也没有做过试讲。 这为我正式走上华电讲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开始了我与华电的深厚感情。

华电还有一个很好的校风:就是领导干部上课制度。

记得有一次上课,系主任钱汉元老师静静地坐在后面。 他不断翻阅教材,仔细查看教学日历,左右对比,认真听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良好的校风也巩固了我几十年来的工作作风,那就是严谨认真,严格遵守教学日程,不拖沓,不赶进度,上课从不迟到,从不早下课。 当时,学校还下发正式文件,要求青年教师必须持有四证:教师证、岗位培训证、社会实践证、班主任证。 没有这四张证书就无法晋升职称,每一张都缺一不可。 在如此严格的教学管理下,当时的教师素质、能力、水平都是合格的,继承了严谨、认真的华电精神。

我一直认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 否则,他们培养的学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但最初,我们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生只能去电力部门的机房,那里有130台小型计算机。 1983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机房,并用外汇购买了分时S/09系统。

然而S/09系统的运行速度非常慢。 当一个人经常编译的时候,他就得东奔西走,询问别人是否有其他人在编译。 不然速度会更慢,慢到你受不了,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坐12个人。 学生进行实验之前,老师要先“制盘”,即格式化8英寸软盘、复制系统文件等。磁盘的体积很大,但存储容量却很小,只有300多KB,所以只能进行编程语言实验。

1987年,我校计算中心从国外购买的VAX/785小型机投入使用后,全校各专业师生均可申请使用。 同时,学生的计算机条件也大大改善。 现在我校计算机系拥有全国一流的计算机和各种先进设备,可同时容纳近300人使用计算机或进行各种计算机相关实验。 办学条件与当时完全不同。

不过,虽然过去学校的办学条件与现在无法相提并论,但我们这些刚到学校的年轻教师却能感受到学校多年来对教学的严格管理,形成了认真、细致教学的华电精神。 这种良好的传统和精神,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形成了现在严谨的教学风格。 当时,教研室有年轻教师,一次次尝试讲课,一次次被拒绝。 只有通过考试,他们才能走上讲台。

为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学校大力提拔和培养了多名优秀教师。 数学教研室首创研究型教学的刘国龙老师和全英文授课的曾文文教授成为教学标杆,受到广泛好评。 我系陈宝吉教授能用双手在黑板上左右写字,这是教学中的绝活。 1985年,我在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研究生院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习时,上过刘国龙教授的课,领略了大师的风采。 他白天和晚上教授许多课程。 我的选修课“矩阵理论”每周教授两次,晚上 7 点。 刘国龙教授经常一口气讲课从7点讲到10点,有时甚至讲到10点30分,连续听课三四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不喝水,也不看讲义。演讲笔记。 看了一眼书。 刘教授思路清晰,逻辑连贯流畅英语作文,板书总结得好,提纲清晰,停顿得恰到好处。 如果你中途失去了注意力,你就无法跟上他的思路。 他的讲解、板书、与学生的互动就像一首连贯而优美的交响乐。 他对讲台、黑板、教学内容、课堂上的学生都掌握得很好。 往往连听者都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却依然精神抖擞、精力充沛。 毫无疲劳感,他才是真正的“班神”,不得不让大家刮目相看!

来华电后,我被分配住在南拐楼一楼105室,离现在的接待中心很近。 我的宿舍阴暗潮湿。 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家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白毛。 后来,我搬到了现在的学三宿舍。 四年后(1986年),妻子从外地调来,学校给我安排了校医院搬迁后腾出的一楼房间,也就是现在的巨博花园。 后来终于给我分配到了新房,铁西通大厦1号楼603室。 这次终于是一个单元了,有两个房间,一个小餐厅,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 我当时感觉很幸福。 几年后,我搬进了三中华店家庭大院6号楼4楼,居住条件再次改善。 1999年,我们搬到铁西七一南苑华典家庭大院,住在4楼,总高18层。 当时是保定市最好的住宅楼。 直到2004年,我搬到了现在的六层小楼,有三间宽敞的卧室、两间客厅和一间小书房。

个人住房的搬迁和条件的改善一次次带来惊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校的进步和腾飞。

第一校区现图书馆西侧的广场是一个可容纳三四千人的大礼堂。 大概有四十排座位,可以容纳全校的会议。 每个周末礼堂里可以放电影,这是当时最好的文化生活。 还承办过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的文化讲座、大学生的文艺演出和讲座。 每年9月初,新学年开学典礼、新生欢迎会和表彰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二教学楼与三教学楼之间尚存的东门,是当时学校的正门保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现为消防通道。 西门已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这是一座比较矮的校门,有两根米黄色的砖柱连接着两扇铁门。 铁门不高。 有时实验为时已晚。 门关上后,就可以轻松爬出去了。 进入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省人民委员会遗留下来的老式四层楼房。 走在走廊里,翘起的水泥地板嘎嘎作响。

办公楼后面是一排小平房,里面设有总务、后勤等办公室。

我很喜欢办公楼后面的两排高大的杨树。 他们站在校园里,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声,真把大学的气氛衬托的很好。 虽然当时的校园面积和现在一样,但感觉很空旷。 从三教走回南拐宿舍,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和一段土路。

校门西路对面是教职工食堂。 食堂里有两张显露出木头本色的旧桌子和几张简单的长凳。 吃饭时,自带饭盒、勺子以及粗印的钱和粮票。 细纹邮票为红色,粗纹邮票为土黄色,易于识别。 当时我们每个人每月的口粮是28公斤,精粮的40%,也就是每个月11.2公斤的白面粉。 一天顶多吃一次馒头,剩下的就是面条了。 后来,跳伞塔旁边新建了一个食堂,楼上楼下有几十个餐饮店。 还配备了桌子和凳子。 食堂被分成了4组,厨师的数量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各组由于竞争,伙食质量明显提高。 当时食堂感觉很大很明亮,现代气息很浓。

1985年9月至1986年11月在华北电力学院北京研究生院完成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其间,担任研究生会副班长、体育主任。 回到电子系计算机教研室继续任教。 1986年12月,任教研室代副主任,主持教学工作。 后历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在此期间,多次担任教研室党支部委员。

包括实验室在内的教研室约有35人。 2000年计算机系成立后,我继续担任教研室主任。 计算机系分为两个教研室后,我担任软件教研室主任,共有27人。 在党支部换届选举中,我被党员同志选举为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至今已连任三届。

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教研室成立时,我被任命为科学技术学院教研室兼主任,连任至今。 2014年,我被聘为科技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

从教30多年来,我踏踏实实、认真工作、做事,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每一个学生、每一项教学任务。 即使已经听过很多次课,他仍然在课前预习,丰富新内容。 他上课从不迟到,也不早下课,深受学生好评。

每年,由于我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荣获首届华北电力大学十佳青年教师、科技先进个人、首届“南日继电保护奖”、特等奖教学优秀奖、华北电力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获保定市“三育人”先进个人、科技成果奖、教学成果奖等校(市)级奖项20余项。

1992年,我晋升为副教授,并被评为学校“151人才”计划中青年学术骨干。 1999年晋升教授,后被评为责任教授、学科教授等。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出版著作(译着)10部,其中第一作者5部,其中 3 名是独立作者。 ,发表论文150余篇。

我认为仅靠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 这也得益于学校良好的教学环境、良好的领导和学校的支持。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华电!

已经是2016年的金秋了,窗外的枝叶还是那么墨绿,天空是那么蓝,美丽。 梳理记忆中的痕迹,我很感激,也很自豪,我能把儿时的理想和一生的牺牲交给华电!

与华电一起走过的30多年的历程,给我带来了长久的回忆。 我是华电人,我的华电情结是永恒的,我对华电的感情也是永恒的。

衷心祝愿华电的明天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文/计算机系宋玉三刚教授,计算机系党委委员、软件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理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计算机教研室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软件工程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联络员,河北省计算机学会理事,《计算机学会》编委《电力科学与工程》,连续两届华北电力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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