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图/视觉中国
对话动机
储朝晖是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他专注于对教育进步与革新进行探讨，对学校运营及规章制度进行剖析，同时致力于对教育演变历程展开考察。
近些年，不参与高考的人持续增加，面对海外大学的竞争压力，国内高考未来如何发展？他针对“中国与西方高考体系差异”主题，同新京报媒体进行了对话交流。
中国考生的学习自主性远低于其他国家
新京报：高考的重要性，国内外有什么差别吗？
储朝晖表示，中国高考意义重大，首先，每年有将近千万学子参与其中，高考实质上是对高中学习成果的检验，它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能进入哪类大学；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学方向，是教育领域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调控手段。
新京报：国外高考也这么重要吗？
储朝晖：国外的考试大多由民间机构举办，个人、团体、学校等可以对考试设定不同的地位，对考试分数给予不同的评判作用，因此世界上少有像中国高考这样，对如此多人的生活学习产生重大作用，对这么多人未来选择造成深远影响的考试。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依据高考这个标准，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应试学习与全面培养的差异，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储朝晖表示，他并不认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素质教育的内涵一直比较模糊。具体来说，从与高考的联系来看，中国考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弱于其他国家考生。
中国学生无法按照个人喜好和特长选择学习内容，也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相比之下，其他国家考试形式丰富，升入大学的方式多样，因此学生享有更大学习自主权。我认为这是两者之间最本质的不同。
新京报：您说国外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路径是多样的，具体是指？
储朝晖表示，当前招生工作仅以分数为标准，完全凭借这一单一指标，而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个性特点、个人抱负、社会责任感、未来职业路径以及人生蓝图等要素。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进入大学的学生中，高达六成的人对其所选专业缺乏兴趣。
在国外，即便你取得顶尖成绩，大学也未必会录取你。分数高并不代表什么，那里没有所谓的状元。例如哈佛大学录取学生时，SAT分数可能相差一截，它会录取分数不高的学生，因为这类学生的成长环境往往不如高分学生，或者有确凿证据表明，分数不高的学生在某个领域具备特殊才能，能满足高校的招生要求。
国外高校中，层次较低的学校录取学生时标准不高，主要依据学生高中时期的学业表现，其他条件考虑较少。而那些声誉卓著的大学，在考试成绩方面的门槛相对宽松，不过它们会对学生提交的各种资料有更严格的要求，期望获得更全面的信息。美国顶尖大学对ACT、SAT考试分数的重视程度，大概介于四成到两成半之间，其中四成已经算不高了，学府越是顶尖，这种分数的参考价值就越小，最顶尖的学府甚至能够将学业表现的重要性压缩到两成半。
自主招生的前提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新京报：国外高校招生还看重什么？
储朝晖说，国外在评价学生时，会关注其参与的社会活动及成果，最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人特质，比如是否具备使命感，是否有改变世界的愿望。美国顶尖学府尤其看重学生的使命感，也就是中国常说的志向，这种品质比考试分数更有意义。
这些大学主要依据学生的申请文书和面谈，结合对学生全部材料的审阅，来判断这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如何。大体而言，高校录取的一个基本方式是选择满足招生要求的学生。
新京报：国内外高考招生的不同，其原因在于？
储朝晖表示，海外大学普遍具备独立招生资格，任何组织，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考试机构，均无权判定学校是否录取某个学生，决定权最终掌握在学校手中。
然而，国内大学录取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官方机构，由考试组织者负责，并且通过招生部门实施，这个才是最显著的差异。
中国近些年推行了高考自主选拔机制，不过许多人忧虑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那么国际上有哪些做法值得参考？
储朝晖：有所顾虑实属正常。达成自主招生目标，务必先构建现代学校体系，核心在于政府权力不得插手招生事务，该环节必须由专业组织及专家负责，并且整个过程都要公开透明进行。
监督一个负责招生的基层人员简单，还是监管省级招生机构或更高层级的单位简单？毫无疑问，监管基层的招生人员更方便，他们更倾向于按规章办事，从制度层面也更容易受到监督，这包含专业机构的监督、家长的监督、媒体的监督以及上级政府的监督。
一旦这项监督机制完备，自主招生便无需忧虑存在欺诈与不公现象。
考大学应是学生和高校“谈恋爱”
新京报：中国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储朝晖认为，首要症结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大学与学生缺乏应有的自主空间；其次，现行招生机制必须打破计划控制，建立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新模式，这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再者，以分数论英雄的录取方式，使得考试成绩被绝对化，学生的综合素质往往被忽视。
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好比是集体食堂，食堂里供应的菜式就是固定的，分配到什么就必须接受什么，而全球其他国家的大学入学考试则像是自助餐厅，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课程，学校也会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学生，最终达成一种相互匹配的关系。我提出过一个概念，称为“配对”，只有通过这种“配对”的大学招生机制，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新京报：国内高考出现问题，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吗？
储朝晖提出，当前高考招生制度存在根本性认知偏差，其预设目标是塑造精英阶层。该考试机制好比升降设备，将个体送往社会各个阶层。因此，高考改革必须首先修正这种预设理念美国高考制度，不再以培养特殊群体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培育社会普遍成员。
社会构造层面，我们应当着力推动高层级的结构向更少层级的形态转变，促使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教育机构的人，在步入社会后享有均等的机会，他们的经济收入差距需要收窄，社会地位上的距离也应拉近。
接下来是经济利益方面。当前的高考机制存在着竞争性的资源分配，或许你获得了某个机遇美国高考制度，其他人就可能失去相应的可能性。
我们现行的大学入学选拔机制，要求所有考生按统一标准排序，个体间水平悬殊明显，哪怕分数相差极微，也可能让众多竞争者失去资格。
别的国家采用多样选拔、多样衡量的准则，个人需凭借自身所长与潜能进行排序，由此便不会产生严重的彼此对立情形。
新京报：对于高考，您有什么建议？
储朝晖表示，核心意见是政府应避免全面负责高考考试及招生工作，关键衡量标准并非考试招生由谁执行或管理，而是该制度能否有效推动人才成长，能否帮助个体依照天性实现发展。
要让大学和学子拥有更宽广的自主权贝语网校，让他们能够彼此深入认识、自由挑选，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双方“建立情感联结”，最终经由“美满的融合”来培育人才、盘活人才库、激发育人活力，推动社会进步，我认为这是关键路径。
新京报记者 宋超 实习生 刘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