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为您带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神仙湖畔学生通讯社在第三期校刊《神仙湖畔》中对经管学院学术院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学术院长熊伟教授的专访。
杂志截图
熊伟教授在世界顶尖经济及金融杂志发表过四十余篇关于各类研究主题的论文，例如投机泡沫、金融危机、行为金融学、大宗商品金融化、中国金融市场、数据经济等。熊教授曾获多项荣誉，包括美国金融学会2012年度史密斯·伯林顿最佳论文奖、美国西部金融学会2013年度纳斯达克集团最佳论文奖、中国2015年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8年中国当代经济学奖。他于2016年出任美国金融学会旗帜期刊 of 联合主编。
熊伟教授接受神仙湖畔通讯社记者采访
“兴趣是驱动我们学习的原动力”
“我是1989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金融和经济这样的学术领域与现在所呈现的很不同。对学科的理解决定了我当时不会选它们作为我的本科专业，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工科。直到读博士的阶段，我才发现经济和金融与个人的兴趣更加匹配。”回忆起求学时找寻学术发展方向的经历，熊伟教授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兴趣”的重要性。
而“兴趣”是在学术实践中寻找到的，熊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个暑假前往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进行暑期实习时，他看到了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协同工作来完成大规模的粒子对撞项目，感受到高能物理研究与自己的预期很不一样，熊教授对未来又有了更多的想法。在初谈转变专业方向时，熊教授说：“物理和金融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它们都是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经济和金融对我来说更具体，而且商科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我自己设想中的研究领域的思维模式还是很相似的，也更匹配我的个人兴趣，因此我转投到了经济和金融领域攻读博士。”他这样说道。
作为经管学院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的学术院长，他帮助和推动经管学院和深高金在短短几年中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流的经济、金融与管理学术中心，高水平的研究和交流平台。据学校数据统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届经管学院毕业本科生就业率高达94.74%，其中有72.83%的学生选择继续升学进修；而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2020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更高达98.5%，平均年薪达23.9万元，有近60%的毕业生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可以说，两个校园在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和输送人才方面成绩卓然。熊教授解释道，这两个平台聚集了一大批对经济和金融领域抱有浓厚兴趣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说：“兴趣是驱动我们学习的原动力。”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挖掘自己的兴趣，虽然能参考学长学姐们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同时要在不断尝试中找到合适的机会来探索不同的方向，从而找到真正的兴趣——这将为将来同学们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参考。
“要做出点成绩，必须持之以恒”
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熊教授都是旁人眼中的“学霸”。他曾经在一次颁奖仪式上提到，当初从理工科转向经济和金融学研究时，“凭借理科的基础，应付作业和考试没有问题。”但当他接受了导师的指导并逐渐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后金融业发展前景，他不再机械地用数理模型来解答金融学中的问题。
可以说，数理基础和经济学思维的有机结合让熊教授在之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所向披靡。此次采访中我们也让他分享了学习上的心得体会，首先他认为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最重要。同时，要充分利用个人的直觉（），保持专注，这二者有很强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认为，不管是学习还是研究，基础概念一定要搞懂，不然往后的工作将很难开展。
作为全球金融界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熊教授经常和许多不同的中外学者一起开展课题研究，并且已经共同发表了许多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论文。当被问到做学问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时，他提到协作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各个领域的主导趋势，他进行的不同研究有不同的合作者，他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文化背景迥异。在这些合作对象当中，既有具备资深研究经历的前辈学者，也有他的同辈和学生，和他们做研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灵活与坚持。
“我们的研究越来越需要有不同背景的研究员来参与。不同背景的学者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熟悉的数据也不一样。这样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就有可能碰撞出多样的、有创造性的研究。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适当地去包容和妥协大家的性格和偏好。”而谈到坚持，他认为要真正做出一定的成绩，短暂的热情是不够的。研究当中必然会遇到许多起起落落（ups and downs）金融业发展前景，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要让大家充分又准确地了解它”
2018年，熊伟教授获颁第三届当代经济学奖。在颁奖仪式上，他提到“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金融是经济学家的使命。”在此次采访中，他对这句话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阐释。“在现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体量大，发展快，影响大，并且在将来会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界充分又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和资本市场，深入理解它的运作机制和原理。”他认为，中国经济既受到海外经济环境和别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也对他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状况有着深厚的影响，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成为国际学术界重要研究课题的原因。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又保留了很多有特色的成分，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混合制市场经济——政府在这其中发挥了很大的调控作用。”熊教授解释道，这并不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体制安排，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由于它具有开拓性质，很多方面的发展进程都仍处于摸索阶段，而在国际上，海外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了解就更为有限了。这就要求中外学术界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沟通。
“为梳理中国金融体系框架做了一次努力”
为了促进中外金融和经济学术界的交流，熊教授参与搭建了这个学术交流平台，他目前担任这个平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上面公开发表最新的有关中国经济和金融方方面面的研究论文，极大地促进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了解。而在2020年，熊教授和经管学院前教授、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主席 共同编纂的《中国金融系统手册》也正式发布。
谈及编纂这本书的初衷，熊教授说：“近几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但是现在国内高校的金融课程采用的都是海外的教科书，对金融体系的讲解也以欧美的金融市场为基准。所以这本手册是我们为梳理中国金融体系框架所做的一次努力——我们力图让这本手册能够覆盖中国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把其中特有的元素和机制进行一次梳理，努力提炼出完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以帮助国内的学生和研究者以及海外学术界都能充分了解中国的金融体系。”
谈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熊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和他前面所提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制的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自由化经济是以维护和扩大个体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经济活动从而让个人和企业做出最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它的缺陷在于个人的最优选择有时会导致“外部性”进而损害公共利益。欧美国家经常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外部性的一种突出反映。
而在我们国家，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持续发挥作用，“外部性”的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这个差别在疫情期间尤其明显——欧美国家的个人和经济体开展市场经济活动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在意公共卫生安全，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控制疫情传播的效果也远不如我国。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混合制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由于政府在其中具备强大的干预能力，有时也会降低或干预个体的主观积极性。
熊教授也针对手册中提到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强调，我国的宏观经济在大方向上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从高速度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而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熊教授提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进一步发挥个体激励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国家需要更多地参考借鉴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我们自身的优势也要更好地发挥出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化解金融系统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要更好地结合市场经济的优势和我国经济体制的优势，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前景广阔”
关于“金融和经济这两个学术研究领域是怎样影响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熊教授提到无论哪个领域，学术研究都偏重于原理和机制的探究。对经济和金融原理的研究具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影响。微观上，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帮助个体投资人和企业优化投资组合和经营策略，分散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在整体上维护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宏观上，经济与金融学术研究能帮助政府在决策时更好地理解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理，正确解读市场存在的波动，从而更有效地做出政策反应，缓解宏观经济的压力，化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和熊教授探讨了在如今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比如说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诸如腾讯、华为等的一些信息技术企业，正在推动金融业和数字平台紧密连接在一起。企业内的一些大型数据平台可以利用数据优势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更高效、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可以说是大幅提高了金融行业发展的潜力。
而谈到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熊教授认为这里的发展具备天然的地理和经济带优势——大湾区既包含香港这样的有着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大都会，也具有经济活力十足的珠三角城市群，这其中还有作为全国科技创新基地的深圳。他希望此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能够充分结合深圳科技和金融上的实力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优势，协同构建一个创新的、健康的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