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洛先生的假期》
《我的舅舅》
《玩乐时间》
《交通意外》
黑择明

近日,雅克·塔蒂的电影作品《我的舅舅》,《于洛先生的假期》,《交通意外》,中国电影资料馆于周末进行了集中放映,这也使得我们能够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对于“松弛感”增添一分理解,得到一些体会。
松弛感是对现代性异化的抵御
据说,每个小姨或者舅舅,在假期的时候,都有带娃的任务,这一度成为一个网络热梗,这个梗的内核,是对人间烟火、亲情关系的肯定,但是,随着假期结束,孩子回到课桌旁“卷”,大人回到工位上“卷”,本来正常的假期情感交流,就显出几分奢侈,本来正常的生活闲适,也成了“松弛感”的证明,进而还成了被艳羡的对象。
并非“舅舅带娃”有我们的专利,法国导演雅克·塔蒂大概属此赛道佼佼者,他于电影《我的舅舅》(1958 年)塑造世界影史极有名气的舅舅,也就是导演自己饰演的于洛先生,于洛先生借这部影片及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玩乐时光》《交通意外》,不但成法国电影的“面孔”,还成某种“法国性”代表,而此种“法国性”恰与慵懒、随意的“松弛感”紧密牵掣呢。
这名为《我的舅舅》的影片片名,实际上是有着深层含义的,是“话中有话”的,在法语里,俗话所说的“美国舅舅”,指的是那种在危难时刻会突然现身的、财大气粗的亲戚,在这样的背景状况之下,这部影片实际上隐含着“我的法国舅舅”这样的意思,那“法国舅舅”又是怎样的呢,他或许就代表着与认同现代绩效主义的“美国舅舅”相反的另一面,“美式”在塔蒂的创作当中,总是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异化”,也就是那些追求高科技、追求更快更强的人,反而变成了技术的仆人。使现代性呈现出“异化”状态,致使人们与自然相疏离,使得人们同亲情相远离,甚至连每个人的本性都遭到了扭曲。
只不过,“法国舅舅”并非打算去做诸如法国大革命那般的重大事情,也不是要去宣扬某种虚假的乡村生活状态(而这恰恰是导演所讽刺的对象),导演仅仅是希望让所有的一切稍微回归到常识层面:骑着旧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邻里之间彼此互助互爱,进行没有目的的城市漫步,获得偶然邂逅的小惊喜,这些才是充实且真切的幸福,能够抵御现代人的空虚以及无聊。

居伊·德波(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其中之一)称,真正存在革命性的问题是用于闲暇的问题,这在法国情境主义思想家们看来,现代人常常有的 “虚无” 为现代社会比较核心的特征,现代社会有着一套完整的 “装置”,此装置把 “本真生活” 转变为 “异化的景观”,还把本应该 “主动参加自身生活” 的民众,塑造成为 “被动的旁观者”。现代社会之人好像是机器之上能被卷动的螺丝,只能由着大机器不由自主地摆布,还生怕只要在松那么一下就非得被无情地淘汰掉 。
在这样的背景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松弛感”理解作为是对现代性出现的“异化”的一种抵御行为,这种抵御行为是一种方式;而对于“松弛感”的那种向往之情,正好明示出人需要去寻回属于自己的时间以及空间,而且要在这寻得以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自由自在地跟自己进行游戏;与此同时这游戏就如同席勒所说的那样,“当作游戏的这人方是真正的人” 。
塔蒂身上的俄罗斯性
不过塔蒂并非仅只是“法国舅舅”,也许咱们还能够去钻研一番他具备的俄罗斯背景:那乃是,他身为伯爵的祖父德米特里·塔蒂谢夫,出身于俄国久已存续的巨型贵族家庭,身为亚历山大二世的一位骠骑兵的军官,在行被派遣至巴黎来担任驻法武官一角色的时候当中贝语网校,结识了法国一位名为罗斯这般的女子,并使得以此才孕育而生了塔蒂现如今的父亲;后续演进开来的一系列故事,简直就宛如“谍战影剧”一般,于此便不再行详细描述阐释罗列表明;惟独只是能说明解释得了塔蒂自身所带蕴含现有的这种“俄罗斯性”:那就是,当属俄国的著作家冈察洛夫笔下所刻画描绘塑造创建出来那样的名为奥勃洛莫夫这类人物角色存在,长久以来始终都被认定判定认作是一个呈现出懒惰性质的男子形象展现,作为沙俄那个时期显现出来的贵族地主阶层已然走向衰败没落的一种象征体现 。然而新的学术研究有这样的表明,奥勃洛莫夫的慵懒事实上是意味着对现代进步论的抵御,奥勃洛莫夫的慵懒实际上也是意味着对绩效主义的抵御,并且这种抵御是带有消极色彩的。
或许不存在别的导演,能同自己影片里的主人公处于那般高度重合的状态(好比卓别林跟那个流浪汉形象实际上差异显著)。雅克·塔蒂却极为贴近洛先生,他们俩皆是慵懒的、随性的,看起来带有些许迟钝;他们俩均满怀好奇心、喜好玩乐,没接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算不上是“知识分子”——然而塔蒂却鲜活地呈现出了与同时代思想家相类似的社会思考。
在塔蒂的那种被认为是“俄国性”所归附的源头内,存在着这样一个绝对不能被疏忽遗漏的人物,这个人便是契诃夫,于同一时期的诸多作家范围里,契诃夫是以最为强有力有效地方式把“无聊”清晰地展现揭露出来的,比如回忆思考一下最为知名有名、广为人知的那个被称作“俄国舅舅”的万尼亚舅舅所说出的那句经典名言话语,即“天气好得适合上吊”,在这样一种表面装作看似呈现出懒散模样状态的庄园生活里,实际上却深深潜藏蕴含着如此这般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危机危难状况,当然了,万尼亚舅舅所体会感受到的那种无聊并非是由于整个人处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去做的这种情况,而是因为一天又一天接连不断重复出现没完没了始终没完没了的单调单一乏味的劳动工作从而所造成带来引发的精神折磨痛苦情形。这种劳动,与马克思所讲的“活的劳动”恰好相反,马克思曾言,“劳动是活生生的、不断成形的火焰”,“它是诸物的短暂状态,是它们的时间性,这体现为它们是借着活生生的时间形成的”,这表明,对“活的劳动”予以肯定,便是对生命自身加以肯定。
关键问题在于,某些现代性的劳动分工并非“活的劳动”,而是机械性的那类。与之相对应的情况是,照此情形来看,当人们拥有闲暇之时,“无聊”会愈发凸显出来。《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的核心要点便是“无聊”,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逐步恢复,具备现代意味的工薪族福利休假制度得以开启,相应地,旅游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然而,旅游却无法消除人们的“无聊感”,相反,还有可能致使人们变得更加无聊。

于洛先生在《于洛先生的假期》里,一身度假装扮闯进酒店大厅,其装扮很像去野外捉蝴蝶的纳博科夫。这里是“主场景”,游客呈现出“集体的无聊”,于洛看到大堂坐满旅游者,可个个都百无聊赖,这种场景带来的压抑感,不亚于契诃夫笔下的庄园。
拆解无聊让事情有趣起来
于此还好,于洛被赋予了一种独特能力,此中能力能“以毒攻毒”,这能力就是通过对现代生活里无聊进行分解,以此来抵御这种具有“虚无感”的状况,进而让人们能够不那么无聊,塔蒂喜剧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分解。
比如,墓地轮胎那个桥段,于洛先生在墓园旁修车,海边湿滑,车胎沾满落叶,于洛随手翻出备用内胎,在旁边承办丧事的人误认其为花圈,拿过去放在丧葬牌匾上,部分来客以为于洛是事主,轮番与之握手慰问,此时轮胎瘪了,发出类似叹息的声音,仿佛于洛代入角色,这里喜感并非喜剧演员像卓别林那般自己演出来,而是源于生活。其实,生活里填满了相类似的,然而极少被咱们发觉察觉的喜感情绪,这些喜感情绪是由各种各样的偶然状况组合而成的。
我们观看《于洛先生的假期》,通常会被逗得开怀大笑,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察觉到,它看似是某种旅游指南之类的东西,但是又能够让我们明晰度假的繁杂琐碎、毫无意义以及那种“压抑”之感。在这部影片当中,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出现,既不存在爱情方面的情节,也没有发生谋杀事件,甚至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争吵都未曾有过。整部电影是不存在“中心思想”这一说法的,它呈现出一种“无目的性”,而这恰恰就是对“无聊”的一种抵抗表现。于洛先生表面上看似无所事事仿佛非常像闲杂人员,实际上他在进行着一种积极的社交活动 。
塔蒂有着孩子般的圆脸,有着孩子般的五官,这与他192厘米的身高形成很大反差,使于洛先生这一形象在相当长时间内很像一个超龄儿童,这种儿童般的无辜感,也就是用一种单纯的孩童心去和这个世界相处,当然这样永远都会办错事,永远都会代人受过 ,同时带有俄国文学的“白痴”特质,带有法国喜剧中经典小丑“皮埃罗”的特质,无论在海滩,无论在餐厅,还是在自己的车里,他总是笨手笨脚,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行动迟缓又伴有仿若芭蕾舞般的优雅姿态。而这种“笨拙与优雅并存”的矛盾状况恰恰是塔蒂最具吸引力之处。
不同空间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倾向

在1967年的《玩乐时间》里,旅游的“无聊”得以更全面呈现,实际上影片里的美国老年旅行团是由实实在在的美国游客构成,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是他们首选的旅游目的地,《玩乐时间》这一片名表明影片核心是玩乐、游戏,旅游本就该这样,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旅游更像是疲惫不堪、走马观花式地去看某些“固定印象”,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它与真正的“游戏精神”相差甚远,似乎被局限在一种“刻板”的时空之中。这部影片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即要打破那种被称作“刻板”的状态,才能够切实获取所谓“玩乐时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时间与空间是严密地结合于一体的。
有着法国哲学家之称的亨利·列斐伏尔,其曾著有一本名为《空间的生产》的著作,该著作出版于1974年,它属于一部重要的、有关现代性批判的作品,其中,针对建筑、规划以及城市所进行的思考堪称是这本书之内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颇具趣味的是,读书数量并不多的塔蒂,却以更早的时间运用影像语言展现了与之相类似的思考路径。
在电影《我的舅舅》里,存在着两种差异显著的空间,其一为具有现代高科技特征的、阿尔贝勒先生的“高尚住宅” ,其二是法式风格的老城区。在影片之中,塔蒂的价值观倾向极为显著,他给予老建筑一种古老然而又浪漫的滤镜 ,于这儿 ,身为舅舅的于洛陪同外甥杰拉德嬉戏玩耍 ,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街头巷尾之间 ,杰拉德坐在舅舅的车后座上 ,神气活现得仿若一位大将军 。更为关键的是 ,老城区的所有居民 之中 ,既有废品收购者 ,又有门房 ,他们全都维系着亲人般的友爱 ,流浪狗、孩子、老人、摊贩彼此之间均可和睦共处 。片中有个细节来着,什么细节呢,门房的姑娘在楼下等着呢,等着干啥呢,等着给于洛个惊喜,怎么给惊喜呢,是给他某种糖果吃,可是呢,糖果情况不妙,已经融化发黏了,然而呢,为了不让她扫兴呀,于洛竟把这黏糊糊的糖揣兜里了,就这么个细节,表明了什么呢,这样一种“旧的”价值取向里呀,包含着导演所理解的法国传统绅士风度。
于洛居住在有着一种独特美感的老房子里,那种美感是由岁月雕刻出来的,是有点中世纪风格的,这是塔蒂精心打造的“历史感”,这栋住宅有不少住户,于洛住在最高一层,我们能够看见他上楼的整个过程,还看到他把自己的钥匙放在所有人都能找到的地方,也就是屋顶排水沟那里,在于洛居住的这个空间里,他充分展示了他的“闲暇”,他发现当开关窗户之时,阳光照射到鸟笼,鸟儿就会悦耳地鸣唱,于是他就这样来回开关了好几次窗户,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光线角度 。
有一种“旧的”价值倾向,能讲也是属于塔蒂他本人的。《我的舅舅》这部影片上映之后,他曾经拒绝了对于法国艺术家来讲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也就是“法国文学与艺术勋章”。他针对颁奖委员会是这样措辞的:“恳请您能够理解,我的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态度,是允许我双手插兜、穿着能够随意些、走在街上还能吹口哨的。假如我必须庄重地佩戴这枚勋章法国人的性格特点,那就不得不去改掉这些习惯——而这些习惯,恰恰是我艺术与思想独立性的唯一保障。”
和历史感建筑相对的建筑是现代风格的建筑,于洛姐姐一家的宅子设计是有着些许夸张的现代主义风格,如果说在20世纪初时,包豪斯式现代主义风格还具备先锋美学的意味,那么到了上世纪50 - 60年代这种先锋性已然几乎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沦为一种中产阶级审美的消费主义产物,当时流行的柯布西耶式建筑恰可作为代表,影片又针对此稍微做了些夸张。
这种建筑是由简单几何线条构成的,其中的现代主义家居设计很夸张,带来了很多喜感,它似乎和一种现代理念捆绑在一起,这种理念是无菌的、精确的、可控的、全自动的。而喜感正是源于,这些设计在现实生活里“不可控”。事实上这种建筑不像家,倒好像是一个全自动的大工厂 。宅子大门的格栅有着巧妙的设计,能使宠物狗钻进来,将流浪狗挡在门外,然而这只宠物狗刚一出门就和流浪狗一同翻起了垃圾;于洛深夜小心谨慎地悄悄溜出这座房子,轻轻抬起门时生怕发出声响,可门却从铰链上脱落,于洛怀里抱着门,光打在他身上,使他看上去像个被抓获的窃贼;全自动车库按钮作为高科技的东西,反倒把姐姐、姐夫锁在了车库之中;身型高大的于洛坐在现代主义风格的椅子上,整个人陷了进去,令人觉得格外滑稽。在这个所谓“高尚的”空间当中,小杰拉德于此处吃着无菌餐,然而此人并未实施认真学习这一行为,反而佯装认真看书模样,其实质是正投身于玩喷水游戏这一活动。当然,最为有趣的当属那场名为“花园派对”的活动,当时场面已然完全失控,换句话讲,此空间原本的秩序已被彻底打乱,进而转变成为了一种“狂欢”状态。

更具精巧特质的空间设计是《玩乐时间》里的三个主要空间,分别是斯特兰德大厦、施耐德家的公寓、皇家花园饭店,这实际上是塔蒂自己花费大量资金搭建的现代建筑景观,而这致使他后来陷入破产境地 。
“斯特兰德大厦”由两栋钢筋混凝土主楼构成,影片中的展览会、候机厅、办公楼、餐厅此外附带药店、超市均在此处拍摄,它有着现代工业标准并配备真实可用的照明、 供暖及供电系统,影片喜剧亮点来自洛先生闯入后的怪异乃至带有轻微恐怖感,这里人与机器好似一体,员工在独立格间机械如程序操控般工作(接线女郎类机器人),于洛身为大活人因此显得格格不入。这个空间有点像是一个“敞视监狱”。
夜晚时分,于洛在路上偶然碰到老战友施耐德,后者已迈入“中产”行列,于是狠狠邀请于洛去参观他的高档公寓。极有意思的是法国人的性格特点,这处高档住宅的每一户全都配备有全落地的玻璃窗,公寓居民的夜生活宛如对外展览那般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路人能够随时停下脚步去观看,然而好像也没什么值得看的。中产家庭的夜生活竟是这般单调乏味一成不变,都是一家人守在电视机旁打发着无趣的光阴。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塔蒂拍摄这部影片之际,巴黎并非当下我们所见那般,由钢筋混凝土及玻璃幕墙构建而成的新模样,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这部电影精准地预言了一个关于社会总体的美学规划,更预言了一种针对未来城市的构建 。
奇妙之处在于,现在巴黎有些建筑跟塔蒂电影里的大厦几乎完全一样,在有弧度的玻璃幕墙上能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倒影。应当讲,塔蒂不排斥现代建筑,他很清楚怎样能让它“美”,他也明白根本没法阻挡“未来”到来。但现代人能做的是,要学会在这个玻璃幕墙上找到能适时打破的“点”,能确保自己心灵尽量不被“异化”,找到属于自己的“玩乐时间”。
影片里,真正的“玩乐时间”现身于一个段处,此段是“皇家花园餐厅”的相关情节。旅行团的那群客人们抵达了这个餐厅,它的装修没完成,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漏洞,客人们在这儿正襟危坐,想要享受正宗法式大餐,但这显然不行,接待旅游团的餐厅没办法提供这种服务,不断出现的问题致使餐厅混乱一片。这时候,于洛不经意间扯掉了一片房顶区域的格子架,这致使此处变成了“露天小酒馆”,这个意外反倒让几位游客放下了矜持,迅速跟于洛先生一同进入到一种狂欢状态,他们唱着老歌,欢声笑语,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类似的“意外时刻”便是进入“玩乐时间”的契机,因为在这一刻,人们才真正成了“游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