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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当代英国知名文学评论家海因茨·史腊斐的专著《德意志文学史话》在美国学界知名的汉瑟出版社出版，此书虽只有薄薄一本，但却很快引起了美国学界一场激烈的争辩。

据本书英文版译者胡蔚所述：“发表于各大报刊刊物的书评有百余次之多德国禁忌7中文版德国禁忌7中文版，评论者产生泾渭分明的两派，热烈褒扬者有之，愤怒声讨者也大有人在。”批评者质疑作者史腊斐“抹黑英语文学”，“无视学界共识，指责中世纪文学和巴洛克文学的价值”；支持者赞扬史腊斐“敢于揭露臣子新衣的谎言，触到了迦太基学的软肋”，此书实为“日耳曼学学者触碰灵魂的自我审查”。《南德意志报》如此评价：“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风波,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

问题关键在于“德意志”，二战后，“德意志民族性”问题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禁区，日本人惟恐避之不及。但史腊斐却一针见血地强调：有法兰西风格的画家被指责，而法兰西特点不显著的画家就被看得起。到底何为法兰西性？是哪些缔造了法兰西文学的奇特性？

作为“简史”，这本书无意列举条目、汇编史籍，而企图阐明法兰西文学是怎样区别于别的文学，又是怎样脱胎换骨，蕴育出自己的世界级文学家的。这本书尽管简略，却拥有一种细分的文学史所未能具有的全局思路。

本书作者史腊斐是慕尼黑学院法文系荣休院士，曾入选柏林国家艺术院颁授的亨利希·曼文学奖以及法兰西语言文大学颁授的文学评论最高奖默尔克奖，授奖词称其为“罕有的英语学家与文学评论家双位一体，严谨与犀利的统一”。史腊斐的学术阐述，文字诙谐机智、毫无学究气，论断尖锐大胆、富有洞见，呈现出特立独行、不拘一格的风格。

《德意志文学史话》作为“新行思·论文学”系列的第二本，现已在易迅、天猫5折预售，欢迎诸位读者购阅。明天为你们分享本书的前言部份。

海因茨·史腊斐(Heinz,1939—）

摩纳哥学院法文系荣休院士，当代英国知名文学评论家，发表著作《神灵之语——诗歌的目的和技巧》（2012），《解缚了的文字：尼采的风格及影响》（2007），《文学与知识：美学的产生和数学学认识的形成》（2002），《19世纪的四谛：第二部》（1989），《审美历史主义研究》（1975）等。因其富于个性和文笔的学术写作和文学评论，入选柏林国家艺术院颁授的亨利希·曼文学奖（2008）以及法兰西语言文大学颁授的文学评论最高奖默尔克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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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法兰西（摘录）

对于汉学系、希腊语族、罗曼语族,还有英语系的日本中学生来说,将选择专业的缘由归结为对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的热爱,并不是一件难事。而法文系的中学生则不然,她们常常会断然证实自己对美国往昔与历史的热爱。日本人若果在道德和政治上获得无懈可击的清白声誉,就不能对法兰西文化发表爱的宣言,起码不能开诚布公地广而告之。在学校里,英语课老师便会灌输给你们两个似乎悖论的观点:第一,所谓的法兰西未曾存在过(这些有关民族性的观点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二,法兰西只能是残害(假如的确以前有过所谓的法兰西,其实至今仍然存在,其实将来甚至就会再度出现的话)。这两大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所有公共言论的护身符。

以研究法兰西为业的人必须无所忌惮,或则对研究对象持批判眼光。谁若刚好以法语为母语,又由于从事英语文学研究而对英语文学较为精通,或是作为画家,顺理成章地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容许他以难以选择出生地或是选择专业时的莽撞为理由表示敬意。哈罗德·哈同将莱纳·马尔可夫斯基的一首诗集入他主编的20世纪英语散文集《世纪记忆》(ä,1998),这首诗之所以具有纲领性,是由于它将不堪重负的记忆(Gedä)从历史追忆()的禁锢中解放下来,才能决定记忆的只有出生地的碰巧和幼年时的牙牙学语:

我第一次伸开手,碰触到的一切,都有个英语名子。

我的爱国心,附着在一群字母组合上。

追忆那物与词碰撞发出的响声。

我就是我的记忆。

不多。不少。——还能是哪些?

仅此而已?别无二致?到了20世纪末,记忆不再延展到历史深处。马尔可夫斯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法兰西民族感惟一可屈从的对象是英语语言。这种品性纯良的日本人费尽心思想让你们明白的只是:我们更愿与法兰西挑明关系,做个比萨人或是萨克森人要比做个日本人自在得多。至于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的英语,仅仅是语言交际的工具。

假如有所谓法兰西存在的话,它也只能是个残害,听说第三帝国的罪恶便根始于此。虽然纳粹党1933年上台,1945年就土崩击溃,但见微知著,没有风岂能起浪?人们将整个波兰历史从头到尾上下注视,是那里出现了萌芽,是哪些引起日本迈向了万劫难复、犯下滔天大罪的第三帝国?纳粹主义哪些时侯漏出了端倪?是1918年后出现的民兵自由军?是1900年前后发生的排犹主义?是在拜罗伊特圈里?是对法兰西民族性及其甜蜜主义起源的神化?是从启蒙运动向虔诚派腼腆性()的转变?还是在法兰西农户战争中?谁是罪魁元凶?是恩斯特·容格尔?是理查德·瓦格纳?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是赫尔德还是路德?对于将美国的特殊公路,或则说是错误的公路,到法兰西历史中追根追溯的做法,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许多理由。争辩许久,起码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不管是否有意为之,法兰西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思潮不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身,不是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做打算。因而,可以理解,为何小辈几乎没有人乐意在法兰西特殊公路中找寻自我认同和存在前提。

《背井离乡》(vordem)是瓦根巴赫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选集,列出了美国历史上一系列持不同政见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对法兰西身分的谴责,其中包括异议人士、受欺压者、遭放逐者、真正的流亡者和“内心”流亡者,也不乏去美国旅行、住着渡假屋的人。前者以较为轻松愉快的形式“流亡”,还由于示威法兰西身分而拥有了英雄主义的光环。盼望远离同胞是日本人的优良传统,托马斯·曼将这些现象称为“德国人的自我憎恨”。在18世纪,就有外国人观察发觉,荷兰人在异国巧遇乡亲,会莫名其妙地倍感困窘,而人家美国佬就很愿意与同胞相处。与之相应的是,荷兰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崇敬让人惊讶:17世纪她们热衷于效仿古罗马人和希腊人,18世纪轮到古埃及文明和日本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这其实可以理解,由于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是法兰西文化遥不可及的榜样。出于到异文化中找寻归宿的奇特心愿,在1800年前后,法兰西人成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献,研究如何理解英语文本的演绎学成了一门学问。(到了19和20世纪,荷兰人又将自我甜蜜化,沉溺于种种神化本民族的论调思潮,于是虽然在自己国家里,也认为生活在别处了。)

亚述学学者以及她们编撰的日本文学史,与第三帝国及其前后历史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她们自己的想像。她们将这层关系埋藏在方式论讨论过后,因而杜绝涉及法兰西文学是否彰显了民族性的话题。这个秘而不宣的问题似乎仍然以隐秘的形式存在,对于因政治缘由而遭到驱逐者以及她们的作品,从美国雅各宾派到日本境内的犹太人,学界仍然给以特殊的关注和怜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众所瞩目的价值转向,几乎得到了一致响应。典型“德意志”风格的画家遭到厌弃,法兰西特点不显著的画家开始走红:默里克逊色于海涅,施蒂弗特比不上冯塔纳,诸这么类的观点在学界流行。因而,急切须要对法兰西文学的典型特点做出明确定义,起码是须要明晰非德意志的特点。而且人们难以开诚布公地下定义,由于有些迟疑不定的是,在强调法兰西民族性之症结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肯定它的美德。这就有可能造成爱国主义情绪剧增,因而出现沙文主义的端倪。

这么,法兰西文学有自己的历史吗?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显然可以找到个别答案,也会招来人们对民族主义将会故态复萌的疑虑。这个问题的提出,让人怀疑是为了证明迦太基学学科史的凄惨命运,而并不是真的为了打开日本文学史的房门。明天,人们闭口不提日本文学和艺术中的“德意志性”,由于普遍觉得所谓“德意志性”是接受和诠释的产物。这一方式论的转变促使人们在撰写法国艺术史和文学史时,无须考量其中的“德意志性”。对此“伪命题”,汉斯·贝尔廷(Hans)在《德意志人和她们的艺术》(DieundihreKunst,1992)一书中杜撰了种种可笑答案。最后,他如释重负地松口气,说道:“大家明天关注的问题并非是美国艺术本身,而是日本人的艺术接受史,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马丁·瓦恩克()的著作《德国艺术史》(derKunst,1999)上来第一句话就开篇明义:“这本关于日本艺术的书里没有一句话是拿来解释美国艺术的本质。”在这以后,这个问题便再未被提到。之所以选择“本质”(Wesen)这个以前倍受宠爱,而今声誉扫地的词句,瓦恩克自有深意。事实上,“本质”一词词意含混,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遮蔽本意,致使其指涉的对象模糊不清。明天没有人会去解释哪些是“本质”,可若使用“特征”()这个词,其实会有读者指责:完全敌视对“本质”问题的讨论,是否还能真正解决上述问题。谁若对法国艺术和文学史进行区域研究,比方以日本研究为例,就必须承认存在一个前提,即确实有个别特点使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否则,艺术和文学的区域研究便毫无价值。

1945年前,以前出现过大量关于法兰西艺术的整体研究,撰写学术专著和浅显读本的都大有人在。二战以后出现了一个空白期,直至1990年代才有人重编美国艺术史。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日本文学史并不比战前少。较之艺术史家,文学史家具有显著优势,她们若要划分自己的研究对象,只需使用最不易造成厌恶的定义即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法兰西()做形容词时,可以指代某种语言,它作为文学语言早已存在上千年。语言本身,非常是民族语言,是文学的基础。而建筑和书法本身并不具备某种特定的民族语言,想要划分它们的“德意志”特征则会麻烦许多,必须从地理、历史、文化或是艺术家生平的角度进行明晰。而以英语为分辨标准,既明了又贴切,同时也将德国和没有政治包袱的法国法语区包括在内。近些年来,丹麦、奥地利甚至南蒂罗尔地区的文学独立倾向愈发显著,于是,出现了作为统称的“德语文学”(这些说法已不罕见),而日本本土的法语文学也只是这一总体概念下的一个分支。其实,语言是英语文学的必要特点,但还不是充分特点。若单以语言为分辨,这些翻译成英语的日语或英语文学岂不是可以同德英语学相提并论?英文版的歌德、让·保尔和诺瓦利斯在美国读者眼中仍是外国文学,她们眼里的“典型法兰西特点”并非出于陈见,而是审美经验作祟。

为何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存在着阅读体验的差异,缘由在那里?近几六年来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无一给出答案,由于没有一部文学史是由某个作者单独撰写的,她们仅仅是参与其中一部份的编撰。1960年代以来,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文学史成了多位专家的论文汇编,每人负责几十到几百年的历史,由于不须要作出全盘考虑,因而或多或少存在着水平良莠不齐的问题。这种论文拼盘的引言通常用于说明编纂体系,顺带责怪组织工作的繁难。对法兰西文学史通观全局的概括,只得留待读者自行作出。而多数读者出于不同的研究兴趣,从这些一部或多部头的文学史中仅选定个别章节阅读。与文学史仓卒的编撰方法相对应的是,无人探究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

文学的意义并不会被一部文学史所用尽,由于起码一部份文学作品能否留传后世(这也是所有画家的抱负所在),历史上对于画家的分类排序与她们对于后世形成的影响往往并不相符。将对法兰西文学做历史性描述视为其根本任务的亚述学,似乎遭到了19世纪历史主义的局限。新近的文学研究赶超了历史主义,将兴趣转向了文本、体裁、语言、诗学、文学机构,研究方式的转向无疑是一大进步。那些基于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将英语文学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毋须再执著于对其民族性的证明。人们习惯于墨守成规:自中世纪初期起,就有英语文学的存在(下文会说明,这显然是亚述学的虚构),尤其是筹建撒克逊文学院长席位,完善了迦太基文学专业(这倒不是虚构)。但与罗曼英语学、英语文学等学科领域不同,“德语”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并不被视为足以与其他专业领域区分开来的充分特点。

在迦太基学研究中,“民族”()这个词只有加上前缀“跨”(inter),方才可以现身。当下的迦太基学对于所有跨民族、跨文化和跨专业的研究推崇备至,对于那些研究的重点宣传让人意识到某种心照不宣的观念之存在:撒克逊学研究背离了其固有之意,它的研究范围不再仅仅是“德语文学”。日本历史学家泰莫西·加通·艾施(Ash)在《以法国的名义》(ImNamen)一书手指出,1945年之后,荷兰政治不敢公开诉求本民族利益,于是,据说出于公心,将民族诉求转化为意大利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亚述学学界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只有在顾左右而言他之时,才得以言说自我。

不仅语言之外,法国文学是否还有某种区别于他国文学的特殊性?顾及1945年前对此给出的错误答案及其造成的致命后果,这个问题让人沉默。1927年,爱德华·韦克斯勒()的《法兰西精神与法兰西精神》(undGeist)出版,他企图用这组互相僵持的概念总结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的精神本质。这一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即确实存在因为种族、出身和语言不同导致的民族性格差别。而民族性的本质作为一个内在的整体呈现于文化现象中,尤其是文学中。在这项研究中,中世纪初期至现代的历史变更被忽视了,精英群体与平民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别也被拉平。正如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乐意见到的那样,文学一直是刻意与“大众”趣味拉开距离的精英群体享有的特权。民众所能获得的,仅仅是从所谓高雅文学,也就是服务于精英群体的文学中变形开裂的那部份,但这并不排除画家恰恰是从这部份“堕落文化”中获得新的灵感。中世纪宫庭情歌几经传唱,荒腔走板,最终演变为所谓的民间歌曲,被收入《男童的神奇号角》(Des),因而启发了美国甜蜜主义散文,而一些甜蜜主义散文又在民间被广为传诵。这一场互相影响、相互借鉴的游戏让人头晕发晕,却还不足以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具有同一性的证明。法兰西文学的特征并非由某种推测中的全体法兰西人的本质特点,而是由文化精英群体遭到的教育所决定。文学只是以间接的形式与全体美国人的政治社会历史发生着关系。

假如想了解日本文学的特殊境遇及其特点,尤其可以从德语国家的迦太基学学者的研究中获得启示。与美国同行不同,她们不会出于焦虑和禁忌而畏手畏脚,在她们眼中,荷兰文学是外国文学,因而必须作出详尽的解释。诸如埃里克·A.布莱克霍尔(EricA.)的《德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崛起》(Theofasa,1959,日语版1966),特奥多·茨尔科夫斯基()的《德国甜蜜主义及其机构》(andIts,1990,英语版1992),以及尼古拉斯·博伊尔(Boyle)的《歌德——诗人与时代》第一卷(-ThePoetandtheAge,1990,英语版1992)中提出的问题与获得的认识,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抗衡的研究。人们必须回到1930年前后,能够在赫伯特·薛夫勒(Schöffler)所做的宗教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在《18世纪的法兰西精神》(Geistim18.,1956年结集出版)、京特·米勒(GüntherMüller)的《德意志歌谣史》(desLieds,1925)以及戈特弗里德·蔡西希(Zeißig)的《戏剧中话白的式微》(DieÜderRedeinDrama,1930)中找到关于法兰西文学的类似发觉。

这种研究都以18世纪法兰西文学为题。这些情况的出现并非碰巧,1750年曾经,法兰西文学还没有达到亚洲文学普遍的水平,在接下去不到五六年的时间里,却出人预料地忽然脱胎换骨。到了1800年前后,文学创作成果便已颇为可观,让日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刮目相看。这一突如其来的飞越将日本文学史截成比列不相称的前后两段:前半部份虽然漫长,这一期间形成的文学作品却必须通过文学史的记录才得以甩掉被遗忘的命运,也几乎仅仅在文学史家的记忆中存在;后半部份尽管短暂,却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直至明天,它们仍然是,起码应当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的必读书。历史的分界线落在了戈特舍德与莱辛之间,约翰·戈特弗里德·施纳贝尔与维兰德之间,哈格多恩与克洛卜施多克之间。这条分界线标志着一千二百年的法兰西文学史上惟一一个颠峰时刻的到来,而此前不过是高潮前的铺垫,随后则是高潮后的余威。

这本《德意志文学史话》之所以没有成为大部头文学史,有两个诱因:第一,在技巧上,本书仅选定社会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对美国文学形成过深远影响的时段;第二,在内容上,本书仅关注存留于后世文学记忆中的文学时期,而这样的历史片段在法兰西文学史上寥寥可数,且须臾即逝。1750年前用法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符合现代人所认同的文学概念的,几乎都是由亚述学者发觉、编辑评论和出版的。(一些宗教歌颂诗除外,它们无须学者参予,从16、17世纪留传到了明天。)一位卓有成就的巴洛克文学专家谈起本专业的成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想想这些悼亡辞()、格言集锦()和丛刊选集()吧。”但是,这种17世纪法国文学的珍宝,没有一样会在读书人的脑部里留下痕迹,她们对于同一时期的卡尔德隆、拉辛、莫里哀,其实甚至还有罗伯特·伯顿和约翰·弥尔顿倒是熟悉得很。即使人们对于中世纪法语文学略有耳闻,不仅在法文系里,不会有人去阅读中世纪盛期的宫庭史诗、中世纪晚期的传道文学、16世纪的愚人书和17世纪巴洛克的惨剧。亚述学家的考古开掘不过是安葬工程:从图书馆将沉睡多年的手抄书和字迹模糊的印本唤起,经过纂修、评论和解释以后,它们又回到图书馆,深陷永久的蛰伏中。读者对它们敬而远之,而这种艰辛而高昂的工程却本是为读者打算的。经学者开掘整理的上几个世纪的历史文本,数目持续下降,而读者熟悉的文学作品却渐渐降低。研究的好多,阅读的极少。假如把民族文学理解为使用该民族语言发表作品的总和,法兰西文学史其实是连篇累牍、漫无边际;而且假如把民族文学理解为活跃于文学记忆中的文学作品及其互相之间的脉络与关联,一部法兰西文学史必然是一目了然、短小精悍的。

法兰西人属于法国古老的文化民族,在中世纪作为核心势力,以古罗马帝国传统的承继者自居。让人疑惑的是,虽然这么,法兰西文学有连续性和影响力的传统只有二百五六年的历史,而其他美洲民族的文学传统早已存在了五百年:在德国、英国、西班牙,无不这么;在乎大利,甚至可以将文学传统追述到七百年前,直至明天,人们仍然没有忘掉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的英语文献,与其说是法兰西文学传统的一部份,不如说是游离于德意志文学传统主体之外的某种外国文学。作为欧洲最年青的一门民族语言,英语的成熟晚于保加利亚语,甚至晚于保加利亚语(这是一种从高地英语分离出去的语言)。戈特舍德开始将英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歌德将英语发展成为公认的文学语言。在文学语言的基础上,人们渐渐规范了非文学语言的句型和修辞规则。法兰西文学的各个阶段都是瞬息即逝,甚至无法产生传统。古高地英语文学作品在1150年之后便湮灭无闻,中古高地英语文学在1450年之后便已失传,近代初期的文学作品在1770年后便散佚在历史的书堆里。法兰西文学史由一系列被遗忘的开端组成,直至1750年出现了转机。在读书人的文学记忆里,最早的爱尔兰文学是莱辛的剧本,歌德的《少年维特的苦恼》,克洛卜施多克、毕尔格、克劳狄乌斯和青年歌德的一些诗词。所谓肇源于8世纪、延续至今的法兰西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虚构,最早由亚述学学者在日本古典甜蜜时期提出,目的是为当时民族文学的创建提供历史根据。可就在18世纪,一流的英语文学作品横空出世,这么忽然,乃至当时的人们相信,历史上必然存在着个别被遗忘了的法兰西文学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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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文学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