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备受关注的人事变动消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组织书记陈十一拟调任晋升为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消息一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该消息，并附上一句话：我为我的研究生施毅感到骄傲！接下来是一个角色表情符号笑脸。这样的情绪表达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并不多见。记者约了张军在他家附近的商业中心采访。这里不是市中心，但我们连续找了两家咖啡店却找不到座位。在记者的建议下，我们走进了一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并不那么热闹的冰淇淋店。虽然这家店里的顾客远比咖啡店少，但坐下时，记者隐约听到远处一桌有两个男人在讨论“线上线下”——寒风下的城市商业气息依然浓烈。坐下后，我们自然就聊起了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的人事​​新闻。 “这一定是好事！这一定是好事！”张军连说了两遍，“以后我们和安大的关系会更加密切，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2020年12月31日，陈实一正式到安徽大学上班。就在此前下午，安徽财经大学还召开了领导班子扩大会议，宣布任命朱红军为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安徽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朱红军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这种热情不是一天能达到的。 2017年6月，原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包信和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2020年7月10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复旦大学在合肥召开工作座谈会。上海与安徽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正进入蜜月期。长三角一体化新思路从这里出发。

张军近照

安徽开始“引智”

冰淇淋店里的空调全速打开。张军脱下羽绒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整个人靠在椅背上，寻找一个舒服的坐姿。元旦假期前两天，他和同事们在办公室加班，为了参加科目考核。接任经济学院院长以来，他的工作节奏十分紧张。 “本来，安徽省委组织部应该向复旦大学申请。”谈话中，张军透露了一个细节。安徽省委组织部一开始就列出了人才交流的要求，“年龄1965年以后出生，要求具有高级职称等。丹本来应该提供一份人选名单，但对方最终选了世仪，觉得把他安排到安徽大学而不是安才更合适。”张军1963年出生，祖籍安徽，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城亳州。谯城区，也是曹操的出生地。如果年龄放宽的话，他会报名吗？答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套大学教务处，张军完全支持这种人才交换模式。 “对于安徽来说河套大学教务处，这种人才交流是相当重要的，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在上海生活久了，张军的口音也带着软糯的江南味道。张军说，自从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离开安徽后，他与安徽的关系就一直没有那么密切。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安徽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长期以来，安徽高校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安徽本地人，世一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同时，这也有助于扩大复旦的影响力。复旦一直以来都向长江输送更多的人才。”长江三角洲人才和干部规划”。张军继续分析。张军出生于干部家庭，成长于电力系统大院。年轻时的张军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虽然他1985年才获得学士学位，但到了80年代末，他已经在国内中青年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出国留学、访问之外，他又长期在上海工作，定居上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安徽，进入大城市，是当时很多安徽人的选择。在长三角地区，安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也使得安徽长期成为人口流出率较高的省份。然而，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2017年以来，合肥出台了一系列优厚的人才政策。两年前，安徽一所大学的管理人员曾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提供超越一线城市的条件才能吸引人才。”不过，张军并不认为家乡的“智能引进”工作已经完善。 “比如北京有很多经济学家是安徽人，但安徽好像没有很好地利用他们。我很少参加安徽组织的大型论坛，也从未被邀请参加安徽的决策咨询”活动。”

“上海经济区”实验

我们在冰淇淋店点的热咖啡已经送来了，但记者还在思考刚才张军的批评。张军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强调，经济不能脱离现实。多年来，他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多个平台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言和建议。 2013年，张军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9年，被任命为广东省第三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0年成为重庆市“十四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回想起来留学之路，张军与政府的联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建立。当时，张军刚刚研究生毕业。原上海市市长、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王道涵邀请几位青年学者交流对经济改革的理解，讲述近期的读书心得。张军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 “我记得他当时的办公室在外滩——现在的浦发银行。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他穿着一双布鞋，看上去很随意。”张军回忆，当时的交流气氛非常轻松。有趣的是，汪道涵本人出生于安徽。人们通常只关注汪道涵“原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却很少关注他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职位。 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挂牌成立，覆盖太湖流域周边10个城市。第二年扩大到两省一市。随后，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加入。后来华东地区除山东外还有6省1市。如今，“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 “当时我多次听王道涵先生关于这个话题的演讲。”咖啡太热了，张俊打开盖子，喝了一口，又陷入了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计划经济色彩发生变化，省际竞争逐渐凸显。在张军的记忆中，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各个地区倾向于将生产要素留在本地，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非常薄弱。 “地方行政权力非常强大，资源的流动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和阻碍。”回想起来，他认为这也是当时提出“上海经济区”的背景之一。但“上海经济区”的试验并不成功。 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试验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唯一留下的就是召开联席会议的“轮流讨论”方式。此后，长三角城市之间的经济协调虽然没有停止，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最佳系统”将被撤回

为什么当时区域合作总是断断续续？谈话转向县锦标赛。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的。 2008年，张五常在北京“市场化改革三十年”论坛上表示，他看到中国经济中最好的经济制度，就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作用。张五常讲话时，张军正在会议上。当时与会的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甚至有的当场提出质疑。张军是中立支持者。他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这个“最好的制度”可以变成“最精彩的制度”。一字之差，考虑了双方的观点。张军在题为《上海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责任》的文章中解释了类似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产业链紧密相连。地方政府对县（特别是县、市）之间的统治者竞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制造业纷纷崛起，以县或县级市为带动。这是因为，拥有土地控制权的是县级政府，而不是省、地级政府。政府和土地在早期工业化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没有什么因素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了。”张军说道。但正如“最好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一样，这种县级竞争也会带来以邻为壑的副作用，不利于跨区域经济分工和资源整合，阻碍区域一体化。过程。

谈及此事，张军向记者发来了他和同事最近在吴敬琏主编的《比较》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行政区划下的“边界效应”和“低产出走廊”。研究中，当土地资源按照行政区划进行配置时，地方政府会倾向于将效益溢出较大的资源配置到远离行政边界的地方，而将效益溢出较小的资源配置到远离行政边界的地方。资源部署在靠近行政边界的地方。这种资源配置策略会导致经济效益低的耕地资源向行政边界聚集，产生边界效应，不利于跨区域产业分工和资源整合。 “深圳河两岸，深圳这边是繁华的城市，香港那边主要是田野，比较贫瘠，这就是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原因。”张军解释说，不过，最近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深港两地共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深圳将落马洲河套地区1平方公里土地及产权移交香港开发。这也可以被视为两国政府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融合的尝试。研究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理论上江苏和上海边界存在一条“低产出走廊”，但实际上这条走廊并不存在。 “因为江苏有机会。”张军所指的机遇是苏州工业园区的建成和发展。这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新加坡政府通过这个项目来规划和管理这座城市。该方法被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张军饶有兴趣地给我讲述了李光耀选择苏州的故事。当时李光耀有几个选择，其中包括青岛和烟台。但考虑到浦东机场和沪宁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他将充分享受与大城市的联系。在深思熟虑与上海为邻的好处后，他放弃了其他地方，选择了苏州。

“如果这个工业园区没有放在苏州，我想上海和苏南之间的格局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格局。”张军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他认为，上海与苏南地区经济联系紧密、一体化程度较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州工业园区的承接辐射和再辐射作用。 “上海很多产业转移都放在江苏和上海的行政边界上，没有你我之分，资源基本上是按照市场力量配置的。”跨区域的大项目运作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逻辑倒逼政府打破行政壁垒。放大到整个长三角也是同样的道理。 “整合的逻辑一直都存在，现在大部分元素都在自由流动。”张军表示，近年来，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自身发展需要，选择在长三角多个地点布局。 。 “现在说长三角一体化，其实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要素的流动已经变得不可阻挡。”张军重复了“势不可挡”两个字。在此背景下，“县冠军”是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张军点头同意。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观察到靠近上海的南通海门已经撤县设区。此前，海门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相当靠前。现在南通已经看到了未来一体​​化的机遇：它靠近江、靠近海，甚至靠近上海。 “为什么要撤县改区？这说明即使是前100名的县也不一定有未来。”张军进一步解释，“县冠军”是粗放型发展阶段，但现在，要走向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这种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长三角“集体考核”？

逻辑继续推论，在新阶段，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将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载体作用。 “未来经济发展肯定会越来越靠大城市带动，而由于溢出和辐射效应，位于大城市边缘的中小城市也会非常强大。这就是城市群的力量。” ”。张军说道。虽然张军理论上断定“县冠军”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中，“县冠军”的痕迹并没有完全消散。记者在长三角采访时仍然发现，GDP是很多地方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张军摇头：“在一体化的情况下，单独考核各地GDP是没有意义的。考核GDP是一种激励机制，但这种做法与一体化是背道而驰的。” “未来可否考虑‘长三角集体考核’？”顺着张军的思路，记者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了。如果集中考核，各地财政支出如何保障？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与“县冠军”密切相关的“分税制”。张军一直对分税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分税制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现在，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过去的分税制，是一种纵向共享；未来应该是税收共享，逐步转向横向共享，共同把蛋糕做大。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财税共享。 “这个词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2020年8月19日，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税务机关签署一体化示范区涉税事项跨区域合作办理合同。当时，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唐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遵循“投入共享、利益共享”的工作原则，继续深化跨区域财税研究。共享机制，努力把跨区域财税共享机制建设成为示范区制度创新成果的重要展示窗口。 “有时候可能是面子的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太关心这些企业是否会落户当地，而执着于自己的产业规划，这会影响整合。”张俊笑道：“只要抛开面子这个问题，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采访结束，话题又回到了安徽亳州。张军说，他的家乡是谯城区边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去了那里。他记得村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他曾经在河里抓过鱼。近日，在卞庄发现了一些与曹操有关的历史遗迹。为了发展旅游业，整个村庄可能需要搬迁。 “现在上海到亳州的高铁已通，交通十分便利。”说起家乡，张军的眼睛里发出温柔的光芒。交通更加便利，这也是长三角地区人们相互融合最直观的感受。 “但这只是开始。”张军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