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徐国章与年轻教师交谈。

徐国章被“徐国章英语”盖过风头

本报记者 包安琪

发表于2021年11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20期

徐国章这个名字太响亮了，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中国好像还有一种英语叫“徐国章英语”。 这个名字太陌生了，陌生到和他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同学查良正、吴宁坤不同。 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他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他本人最不愿意被定义为“英语专家”。 他说，那是什么？ 英语不是知识，英语是工具。 如果你英语学得好，你就知识渊博。 那么英国、美国街上走的都是知识分子？

“外人只知道我是一名英语教育家。事实上，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语言哲学家。我就是一名哲学家。” 他对弟子们说道。

《徐国章英语》

《徐国章英语》起源于1961年周扬主持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写。

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第一卷至第四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徐国章担任主编。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张道真、马元熙、朱珏、张冠林参与撰写第一、二卷，刘成培、周墨之、夏祖轩、王进喜等人参与撰写第三卷和第四卷。

徐国章从来不使用文章的原样。 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打磨，都具有鲜明的“徐国章特色”。 冰心的女儿吴冰曾撰文称，北外英语系都知道徐国章编书、写文章没完没了。 他相信中外学者的英语都有待提高。 她敢说，即使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交付给徐先生时，他也会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1930年代初，徐国章在苏州东吴中学读书。

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八卷本《英语》，成为新中国第一套重要的自编英语教材。 教材第5至6卷由北京大学于大奇主编，第7至8卷由复旦大学徐彦谋主编。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李福宁、外交学院吴景荣担任第一卷至第八卷的审稿人。

周留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4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课堂上使用徐国章主编的《英语》第一册。

当时，高校外语专业正在尝试“领先的听说教学法”。 这是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外语教学方法。 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耗尽，但刚刚引入中国。 因此，本书非常重视入门阶段的发音训练。

周留溪回忆，当时的老师理解了教材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 他竟然给他们上了整整两个月的纯正发音课。 他们整天学习国际音标，做发音练习和听写练习，甚至还做一些普通英语的听写。 中不存在的注音词。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们的发音、语调都有了较好的基础。

第二学期，刚开始学习第二册时，就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春节讲话》。 从此，这套《英语》就被当作“资产阶级教科书”放在一边了。 而徐国章编的前四册是基础教材，选材精良，语言地道，结构合理（李福宁语）。 它们适合成年人自学，因此在一些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1972年，王宗彦担任副教授的广州外国语大学有人提出建议：从南方发射“远程导弹”，轰炸远在北京的徐国章。 这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建议，但问题是谁能提出一些强有力的批评理由呢？ 还没等大家想清楚，“认可”这个词突然就不再提了。 原来是张书记的女儿说：“爸爸，徐国章不想批，因为他的教材编得很好，我能看懂，跟得上。”

随后，在英语教学界与徐国章齐名“南王北徐”的王宗彦说，这让他想起了一句话，正义在人心。

“文革”后，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三无”局面。 用老师们的话来说，就像是“坐等饭到锅里”。 《英文》的修订版和重印版已提上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朱原参与组织工作。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支付了费用，在西郊一家“豪华”酒店租了两个房间。 徐国章任命南京大学的罗昌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永标为助手（后又加上朱万金），修订第62版前四卷。 原教材的格式保持不变，只是更换了一些过时的课文和练习。

此时，于达奇已在“文革”期间自杀身亡。 第五卷至第六卷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未作重大修改。 第7～8卷修订后移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朱原回忆，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被大学英语专业使用，也被社会上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程和英语补习班所使用。 一时间洛阳纸价格昂贵。

1979年，陈元回国，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 一个冬天的早晨，下着大雪，他到王府井商务印书馆上班，看到大楼前排起了长队。 他从王府井拐进邓氏西门。 他问队伍中的一个年轻人他正在排队买什么书。 他被告知要买《徐国章英语》，因为广播电台明天就要开播了。 他怕自己买不到。

陈远听后，二话不说就冲进楼里，找到了发行部的负责人，让他们赶紧在楼外摆了几张桌子，一起卖书。 突然有人大喊售楼部书籍不够，立即派出卡车前往西郊仓库提货。 还好当时不堵车，书很快就被拉了回来。 大约两个小时内，数千本书被售出，人群散去。

随着自学考试的兴起，《徐国章英语》的销量也随之增加。 到20世纪80年代末，年销量已达30万册。

朱元回忆说，发行量很高，徐国章的稿费也相当可观。 现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了国家级助教培训班。 他将相当一部分稿费花在了这些任务上。

朱原表示，教材的编写是一项集体工作，参与者完全无偿工作。 20世纪80年代缴纳稿费后，有人提出意见，1962年参与编译的刘成培参与了工作。 最后商务印书馆单独开一本，缴纳稿费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教科书每课末尾都有注释。 朱原曾向徐国章建议，这些笔记非常重要，是否可以专门做一个索引，方便读者查阅。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张道真出版了一本英语语法，还做了索引。 他不需要自己做。 出版社可以找人来做。 结果徐国章说：“你怎么能把我和他相比呢？” 朱元感叹徐国璋很有学问，但太狂妄了。

新编徐国章英文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急需一些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书籍。 时任外研社常务副院长的李鹏义多次恳求徐国章，希望他支持学校出版社在外研社出版《英语》。

1993年秋，徐国章在北京怀柔疗养院养病，李鹏义前去探望他。 1994年秋，徐国章去世。

后任外研社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李鹏益，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生时他没有上过徐国章的课，但他经常听他的课。 徐国章讲学时有句名言：“莫来我十言”。 李鹏义一开始只有一两千的词汇量，但他尴尬地发现有些东西听懂了，有些却听不懂。 不过，他还有徐国章的讲座一定要听，因为徐国章的英语地道，而且博学幽默。 不管听懂多少，都是一种享受。

1980年，国家通过了《大学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同年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写与审查委员会。 王佐良担任主席，徐国章担任副主席兼英语组组长。 编委会设北办公室、南办公室两个办公室。 当时，李鹏毅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留在学校。 分配到外国语大学，兼任北方办事处秘书。

在外研社，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足够的资格来编辑徐国章的稿件，而李鹏毅则主要做校对工作。 他说徐国章写文章总是变化很大，他说好的稿子是经过修改才做出来的。 他的文章由红变蓝，由绿变黄。 有时很难说清楚。 有的编辑不敢问他，怕他问：“你都想不通，怎么当编辑？” 李鹏毅跟他很熟，所以才敢问。 事实上，徐国章会耐心回答。

对于李鹏义的要求，徐国章很犹豫。 毕竟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大的老牌媒体，双方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表示愿意将自己正在撰写的《徐国章英文新版》交给外研社出版。 但新教材的周期太长，李鹏毅向他建议，可以在“英语”每章前面加上“”，并遵循。 附上一份“自学教程”，与原版有所不同。

最终，徐国章同意了李鹏益的提议，并亲自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谈判。 他说：“外语研究出版社是我任教的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了，别人都在养儿育女，我却想出版老年书。” 商务印书馆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1992年，《徐国章》由外研社出版。 出版当年，外研社利润增加数百万元。 出版后三年共发行近100万册，10年发行量达到700万册。 它是外研社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图书之一，使外研社得以迅速发展。 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1993年，徐国章耗时6年、修改数稿的《徐国章英语新版》由外研社出版。

他在序言中写道，他之前编辑的《英语》虽然是畅销书，但时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陈规走向改革，新编教材自然要面向世界，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点。 让学生在知识的河流中畅游，而不是整天分析句型和英语交际。

徐国章每节课写的教程都非常个性化。 例如，在第二卷第二课“新加坡”中，他写道：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转口港。 它的成立依赖于稳定、技术和有远见的政治家。

每节课的背景知识解析尤其体现了徐国章广阔的英语视野。 他指出，high-rise（高层建筑）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流行词，原来的multi-不再常用； （）是现代英语中的一个流行词； （hope to be）是近30年来英语中的一个时髦词。 这是一个口语化的术语，“保守派作家拒绝使用它”。

《徐国章英语新版》第一、二册出版后，发行量超过20万套。 1993年下半年后，徐国章身体不适，销量不如《徐国章英语》，因此后两卷没有编撰出版。

“我投入了我的心和灵魂”

徐国章曾表示，“徐国章英语”的流行只能说明英语界的落后，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语言哲学。

1984年底，69岁的他辞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职务，成立外国语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 虽然这是一本学术期刊，但其发行量达到了75,000份的峰值。 徐国章曾说：“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他为本出版物撰写了多篇文章和书评。 1986年第3期发表他对金岳霖《知识论》的书评。

《知识论》是金岳霖1948年撰写的70万字的巨著，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很多人都听说过金岳霖在竞选时丢了手稿，后来重写的故事。昆明的警察，但真正读过的人却很少。 就连中山大学语言学家、教授王宗彦也表示，《知识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但其中包含许多专业术语和一些过时的语法，读者很难理解。 。 比如那句名言“在这里我们只把语言当作庇护和应对的工具”，简直就是一本“天书”。

徐国章不仅了解这种“天书”，还觉得它“如此普遍，如此亲切”，让他着迷，为之感叹。 他在书评中写道：金先生一生不写时事，不拘泥于习惯，不为俗套所迷惑。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一位彻底的哲学家。 他的书是哲学著作，他的语言是哲学家的语言。 乍一看很难理解，但仔细阅读后就很清楚了。 他不需要任何参数编码或树分析。 他只用严谨、循序渐进的散文来表达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对于最难理解的一句，徐国章解释说，“所”是名词，意思是给定（给定的情况）负责人 英语，“包含”是指对此的理解和保存，“应对”是指对这个的反应和处理。这 。 王宗彦说，经过徐国章的注释，他感到平静、放松。

徐国章多次表示，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要衔接。 中文系不应只注重训诂、音韵、汉语语法，外语系也不应只注重外国语言学派的论据而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

他亲自实践。 为了掌握《说文解字》，他老老实实交了80元一个工作坊。 他说他想挑战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后发表研究论文《及其语言哲学》和《从序言看许慎的语言哲学》）。

1992年3月，徐国章在天津主持中国英语教学会议。本文图片/受访者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沈家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对《马氏文通》不以为然，认为它顶多是模仿拉丁文语法。 只有徐国章认为，这是经过仔细比较研究后的结果。 马云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一个伟大的原创者。 “文通不妨解释为普遍语法。” 沈家轩表示留学之路，这样令人震惊的话语或许让普通人难以接受，但确实指出了普通人忽视的“马事文通”的普遍语法概念。

徐国章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撰写了18篇带有浓重“徐印记”的《编者注》。

1988年3月，《编者按》是“祝清华文科新生”。 徐国章写道，这所1952年按照封闭模式剪裁出来的工科大学，现在竟然设立了文科系，这让他这个清华老学者深受感动。 他用诗意的话语写道：

希望是这样

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

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

在朱先生学习讨论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文科的复兴！

愿刀模万古长存，文科长存！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徐国章在4月份的《编者按》中，以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盛赞《南方谈话》证明了语言的力量可以“惊人地伟大”可“收到讲话后的结果”就是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外语界首先要反思自身，其次要加强自身建设。 “20世纪50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语人才出来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培养英国、美国、法国的专家，也没有听说过有国际法专家、海商法专家、保险法专家。我们只听说过翻译干部的培养。” 他说，如果不反思“翻译干部全能论”，我们就会陷入困境而不知如何自拔，就会落后于时代而不知道如何转身。

曾几何时，《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编辑人员有的滞留在国外，有的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1992年底的一个晚上，徐国章把王克非叫到家里，谈完编辑杂志的事情后，突然对他说：“克非，我要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们的刊物。” 王克非郑重地答应了。

王克非小腿残疾，1977年高考和随后的五次研究生考试均落榜。 但徐国章看中他的研究能力，不顾一切地收他为硕士、博士研究生。 信守对徐国章的承诺，如今他已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30余年，担任主编22年。

“徐先生”

英语世界的人都知道，北京外国语大学曾经有“一老二少”。 第一长老是徐国章； 第二位公爵是王佐良、周觉良。

他们三人同校，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

1936年秋，徐国章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李福宁同学很快就发现，徐国章的英语水平比其他同学要高。 他词汇量大，英语口语流利，作文句式、修辞多样。 他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德语基础，能读懂歌德的散文原著。 学了法语后，他能很快地阅读莫里哀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还能用法语写读书笔记。 四年级时，叶公超教授翻译课，要求学生翻译《史记》中的《项羽本纪》。 他对徐国章的翻译最为满意，认为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颇为相似。

徐国章热爱文学，尤其喜爱雪莱，在同学中被昵称为“雪莱”、“艾丽尔”（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精灵）。

没有人能解释“一老二夫”这句话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李鹏毅认为，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专业上的差异。 “太子”、“周公”专攻文学，“徐老”专攻语言学。 然而，无论何种语言，这三者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都是常见的。 他的文学功底都非常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50级庄一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徐国章的发音是标准的牛津发音，说话时句子很长。 他喜欢用一个又一个复杂的句子。 学生们知道他们无法模仿，只能深入了解他。 钦佩。

1951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胡文中说，徐国章对新鲜事物总是抱有极大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刚刚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徐国章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和潜力，并率先行动。 本课程是为研究生开设的。

在1976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冰眼里，徐国章和她母亲冰心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精通外语的中国文化人。

徐国章常说，自己教学生不是“英语教学”，而是“英语教育”。 就是用英语作为学习文化、了解世界、陶冶心灵的工具。 他说，你要跟我说话，我先看你有多少文化内涵。 不然我就当教授陪你练口语？

一名博士生向徐国章请教。 徐国章让他把读过的专业书籍列一个清单。 他看完后说：“你在读博士负责人 英语，怎么连哲学书都没读过呢？”

周留溪曾在与徐国章聊天时发出“咆哮”，称自己感觉自己的学识只落后某位老先生十年。 徐国章听后平静地说，问题不是年龄，关键是是否读大书。 只有读大书，才能学有所成。

周留溪记得徐国章曾对英语语法的“大部头书”有过一句话评价：斯威特的书是“开创性的”，克鲁辛加和波茨马是“学术风格的”，耶斯佩森是“学术风格的”。 （准备充分）、科姆（严谨、简单）、赞德沃特（简洁、流畅）、夸克的著作（优秀）。

徐国章说，迎接知识的挑战，必须读书，两万字只是寥寥数语。 只有一万二千，只能看普通书。 没有两万个词汇量，就谈不上真正的高级研究。

徐国章的读书习惯是从中学开始的。 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州读中学的他回到上海老家，无处可去，只能读书。

他开始借助字典阅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这是根据英国作家兰姆及其兄弟的经典作品改编的版本。 查字典总是又累又无聊，所以他试着把字典放在一边，大胆地读下去。 如此一部老剧，让人百看不厌。 他一读，就会被吸引。 就这样，他被神奇而精彩的文学故事引上了读书的道路。 因此，每当看到中小学英语课本上的鸡肋文章，他总是心痛不已。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但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听说练习。 他说，值得庆幸的是，“听听法”当时并不流行。

他曾为《英语世界》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 他在文中回忆了1937年秋至1938年春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时光。

他写道，南岳山上有白龙潭，潭背有大石壁，水从山上流淌。 隔池，山凹处，有房屋数十间，砖木结构，前有草丛，可容纳一两百人。 这是文理学院上课的地方。

孙延步 (Yanbu Sun) 是一位为低年级学生教授英语的英国教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 他谈论莎士比亚，并且经常一边说话一边背诵莎士比亚的书。 不知不觉中，大家都停止了记笔记，全神贯注地看着他。 那些诗句仿佛自动从他的口中倾泻而出，师生们都沉浸在莎士比亚的美妙境界中。

“是的，这样美妙的场景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