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一篇由历史研究机构撰写的《明清时代“闭关锁国”现象再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讨论的焦点在于该文提出了一种“全新见解”：“闭关锁国”并非中国历史固有术语，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是近代中日语言融合形成的历史称谓，并非对明清朝对外策略的真实反映。

文章摘要提及，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明清统治者遂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推行以“自主限关”为核心的约束性策略。这种策略虽未完全阻碍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拓展，也未中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借鉴，却引发了消极防御和轻视西方先进科技的后果，客观上为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埋下了隐患。

也就是说我们常批评的所谓“闭关锁国”其实也有正面作用，这种看法倒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相符。至于明朝清朝为何要这样做，以及这种政策最终产生了哪些后果，网上已有众多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军武菌真正要表达的是，闭关锁国并非中国独有状况，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历史上也实施过闭关锁国，坚持保守政策。1603年，德川家康确立了幕府的统治，他的后代为了隔绝外来干扰，同样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措施，持续了200多年，直到1853年佩里黑船到来才终止。

黑船事件

然而相同实行封闭政策，中日两国在被迫对外开放后，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有人认为日本得益于“明治维新”，这话没错，但中国也曾尝试改革，成效却并不显著。

这方面缘由相当复杂，明治维新开始之前，“兰学”的兴盛促使日本实现了重大转变，这让该国原本与西方的落后局面得到显著改善，是众多因素中极为关键的一项，现在就由军武菌来跟各位探讨这个话题。

什么是兰学？

“兰学”这一概念，源自18世纪下半叶，日本人借助荷兰文，开始了解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技术，并吸收其思想内容。

想到日本开始接触西方，很多人会首先想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强行进入日本港口，迫使该国开放贸易港口这件事。但实际上，在日本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的时间，要比黑船事件早很多年。

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早遇到的欧洲人，1543年，几艘原计划前往中国经商的葡萄牙商船在海上遭遇了风暴，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比较落后，水手们几乎没有应对海上风暴的能力，于是只能束手无策，闭眼求神，结果这群人不知不觉被带到了日本九州岛。当时葡萄牙人的船只装载了大批火器，日本史籍因此将此事称作“铁炮传来记”事件。

葡萄牙人到达日本

“铁炮传来记”事件可以视为日本接触西方文明的契机。此后，西方的技术和观念逐渐传入日本，使原本安于现状的日本人大为震惊。过去日本人社交圈里主要是朝鲜人、中国人和蒙古人，如今多了一个欧洲朋友，他们忽然意识到世界上存在其他肤色的人种，并非只有黄色。

织田信长是日本战国时代杰出人物之一，他在城防建设上大量购入西洋火器，并凭借这些武器战胜了武田信玄的骑兵部队。织田信长从中获益后，转而倡导开展对外贸易，同时批准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布道。1549年，葡萄牙传教士抵达日本，开始传播天主教。当时日本民众从未见过欧洲人，对天主的概念也一无所知，却对上帝表现出极大兴趣，争相加入教会。

局势日渐平稳，信奉天主教的人数持续攀升，日本国内政策风向也随之改变，由原先的包容不同信仰转向逐步限制天主教的发展。恰逢1637年，九州岛原半岛及天草岛的民众，因遭遇自然灾害加之领主强征租税，与天主教徒联手发动了大规模反抗运动。

岛原起义

叛乱迅速被平息了，不过岛原之乱让德川幕府认定外来信仰会成为其政权的重大隐患，因此在日本宽永十六年也就是1639年，幕府下达了终极的闭关政策，这项禁令包含三项核心条款：首先限制日本人跨国活动，其次禁止葡萄牙人登陆日本，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即禁止继续传播天主教，这才是日本实施锁国的根本动机。

这里要提一下，实施封闭政策并不代表彻底与外界隔绝，日本推行禁令期间，依然留有长崎一个港口对外通商，中国和荷兰的船只得以往来交易。长期与中国、荷兰的商贸往来，便为“兰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

为什么是兰学而不是别的国家？

为何源自同一片大陆，葡萄牙人不得入境，荷兰人却获准在日本经商呢？这种区别对待实在欠妥。

这并非日本人存在偏见，实际源于荷兰与葡萄牙的宗教差异，葡萄牙民众信仰天主教，荷兰人则信奉新教，但凡对宗教历史稍有涉猎的人，都能明白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不同。

然而这些细节无关紧要，日本人也无法分辨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异，更关键的是荷兰人极其注重实际，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至于宣扬上帝的教诲？那能值多少钱呢？荷兰在对外拓展时，只管商业往来，从不布道，幕府方面觉得这样很合适，只要他们不进行宗教传播，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结果荷兰便成为日本政府允许进行贸易的唯一西洋国家。

长崎出岛，是幕府锁国时期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民间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幕府对日本人接触外国人的管控逐步放宽，1720年德川幕府第八代统治者德川吉宗废除相关禁令，鼓励学习荷兰文，吸收西洋科技知识，特别是在医疗技术领域。

1771年，日本兰学的重要人物杉田玄白经由荷兰人前野良泽，见识了荷兰语版的《塔菲尔解剖学》。为了核实书中记载，他亲自携带书籍前往刑场，对照死刑犯的遗体进行查验。查验结果显示，书中的描述与人体构造完全吻合。杉田玄白因此深受震撼，当即认为西方医学非常神奇，决定将这部著作翻译成日文，以便让更多人能够学习其中的知识。

立即行动，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合作，历经三年时间，成功完成了荷兰语和日语的混合翻译工作，即《解体新书》。该书在日本享有极高声誉，不仅象征着日本对西方医学知识的学习迈上了新台阶，还激发了当时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广泛热潮。此后，众多以传播西方学术理念为宗旨的私人学校纷纷在日本建立，这些学校被称作“兰学塾”。这些私人教育机构多由兰家学者设立，兼具教学场所与医疗点功能日本幕府时代，设立者多重身份，既是医师，也是文人，又是授业者，他们同时施行诊疗行为，也开展知识传授活动。

1786年，日本有位学者名叫大枫玄泽，他在江户创办了一所叫做“芝兰堂”的兰学学校，这家学校专门教荷兰语和西洋医学，是第一个把日本老式私塾变成新式学堂的地方。1788年，芝兰堂编写的《兰学阶梯》教材，在日本非常出名。19世纪初，日本主要城市里，兰学塾这类传授西方知识的学校已十分普遍，它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教育潮流，在江户时代的传统学塾中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兰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医学，还延伸到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分支，成为江户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受兰学影响，研习英语、法语、德语的人数持续增加，兰学慢慢演变为洋学，期间涌现众多掌握近代科技专长的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幕末维新期间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

江户时代整体来看，民众对西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同时幕府也持续关注欧美各国的最新情况，例如幕府规定荷兰商馆每年提交一份《荷兰风说书》，该书成为江户幕府掌握国际动态的关键资源，之后它经由不同途径传播至民间，为西方知识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

《解体新书》

所谓“兰学”，带给日本人的不只是西方科学知识，还涵盖了诸多西方近代的先进理念，正因具备这个根基，日本在后来的明治维新中得以飞速发展，成为近代亚洲独一档未遭殖民统治的国家。

为什么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兰学”？

日本江户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明末清朝时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清楚，中国和日本在此期间有很多共同点。

清朝虽然也实施海禁政策，不过终究在广州设立通商口岸，并且接纳其他西方国家的商人前来交易；在对待天主教方面，其态度也比日本更为和缓，例如康熙时期，曾因中国信徒是否该祭拜祖先及孔子引发争议，康熙帝震怒之下仅将部分不尊重中华传统的传教士逐出，并未彻底镇压日本幕府时代，从道理上讲，我们的处境远比日本优越，那么为何当时我们没有出现“兰学”之类的学术潮流呢？

广州一口通商

有人或许会质疑，中国为何缺乏学术氛围，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确实翻译过西方著作，康熙皇帝对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也展现出浓厚兴趣，其热情远非幕府将军可比。然而这些仅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个别行为，纵观整个社会，清朝对西学的冷淡态度，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徐光启等人编写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书籍《崇祯历书》，其中还参与了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的工作，这部作品系统整理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学内容

这一点从两国政府对待翻译人员的态度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日本幕府与荷兰进行贸易往来时，负责沟通的译者，大多由日本官方选定并委派，实际上他们属于政府体系内的正式职员，在民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

他们的职业并非仅限于口译工作，经常还需将西方书籍进行转换，介绍西方知识。根据相关资料，在1744年至1852年期间，日本总计有117位学者从事翻译西方文献的工作，他们翻译了超过五百卷的西方原著，对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领域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

审视我们这边的情况，通常涉及外语时会首先寻求传教士的帮助，例如乾隆皇帝面对难以理解的外国文书时，会指派官员寻找能够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进行沟通。翻译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外国商人自行承担费用聘请人员完成，实际上我们的翻译人员如同普通雇员，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几乎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书籍，更不用说传播学术知识了。

马戈尔尼来华时，既是使者也是翻译

深入探究，便会察觉其根本缘由，在于科举制度盛行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不被重视，按照当时人们的叫法，就是视为“雕虫小技”。

什么有用？什么没用？

军武菌上学时，经常阅读课外读物，却总被老师训斥要专注学业，不要沉迷于无关紧要的东西，因此他长期认为，考试分数至关重要，而其他活动则毫无意义，如今看来，这种观念很可能也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遍想法。

隋唐年间，日本派遣众多僧侣与学者至中国研习，但有两项事物未被他们采纳，其一为宦官，其二为科举制度，宦官之术过于怪异，且施行后存活几率甚低，故未予学习，然科举制度为何未被引进呢？

日本天皇历来没有长期执掌过实际权力，日本多数官职实行世袭罔替，这与我国西周时期的制度类似，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主要取决于其父辈的身份留学之路，若父辈为幕府将军，那么其子嗣将来也会继承这一职位，若父辈从事农业，那么其子嗣也会继续务农。因此，日本的政治权力始终被少数贵族所垄断，普通民众，乃至知识分子，想要进入仕途，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终其一生都缺乏机会。

日本贵族统治

由于阅读与官职没有关联，日本因而涌现众多不仰仗皇室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而钻研西方的实用科学与技艺。相比之下，我国徐光启或康熙皇帝热衷于西方科技，主要源于其个人兴趣。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呢？他们埋首于书本之中，那么阅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通过考试谋求官职，因此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既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了解农作物，每天早上醒来就只做一件事——背诵书篇，白天背诵，晚上继续背诵，黑发渐渐被熬成了白发，他们整天都在思索如何猜测考题。这跟不少中国孩子学外语的情形相似,他们每天记语法记单词练听力,可真遇到外国人时却一个词也讲不出来,因为他们忽略了外语的根本目的是沟通。

多年寒窗终得功名，官袍加身成为既得者，他行事说话就会顾虑重重，唯恐影响仕途，那还能直言朝廷弊端，自然只会拣皇帝喜好的说，这就是唐太宗为何言“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

因此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还在询问英吉利位于何处，与俄罗斯相距多远，以及是否经由旱路可通向新疆，这就是中国近代屡次改革却屡遭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却能够一次性成功的根本原因。

被科举毒害的范进

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具备其正面效应，然而历史现象往往充满玄妙，换个观察视角，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自我封闭同样适用这个观点。从军事武器菌的角度分析，自我封闭或许本身没有问题，毕竟对于外来殖民、渗透、敌对这类力量，毫无疑问需要将它们挡在境外。

但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绝对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