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以唐馆为中心

吕品晶  韩宾娜

摘  要

江户时代前往日本的唐代人士，主要是以从事商业往来的唐船商人为核心，这些人以唐馆作为主要活动场所，在日本社会借助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节庆的种种习俗，逐步地传播着中国的文化影响。另有许多随同隋唐商船前来的高僧、文士、丹青师、医者等，以及兼具贸易与文化往来双重角色的唐商，他们借助更普遍与日本人交往的途径，将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展现得极为充分。从考察江户时代东渡日本的中国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开展的文化活动入手，更能显现以人与场所为媒介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章必功于《移民文化新论》一书里讲过，移民是文化变动最显著的媒介。在海外移民群体中，前往日本的中国人是起步最早的一批人，他们的经历引起了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江户时代的长崎这个地方，它成为探讨这个议题非常关键的时空坐标。这些文献包括《唐通事会所日录》《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犯科帐》《长崎实录大成》等，它们从不同视角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山久四郎、山胁悌二郎、沼田次郎、箭内健次等日本学者在各自的探讨中，都关注到了江户时期到访日本的唐朝人，这些研究为后续的学术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唐人在日本的商业往来是研究者们探究的核心，同时其产生的文化效应同样值得关注。江户时代前往日本的各类华人，是当时中华文化持续向日本社会传播和渗透的推动者与实践者。中日两国长期的文明互动，再加上唐馆建成后作为文化媒介的作用，让中华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江户时期赴日唐人的主体

长崎在1571年开港设为贸易点后，慢慢取代了博多和平户，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葡萄牙商船、荷兰商船、中国商船陆续抵达，让长崎从一个偏僻的小村落转变成了东亚最繁华的港口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定期前往长崎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商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唐代人前往日本，既得益于中国自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中日交流历史积淀，也得益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相辅相成。到了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开始推行闭关政策，将葡萄牙人等西方国家排除在长崎的贸易圈之外，虽然唐船贸易也受到一定影响，但反而跃升为闭关政策下长崎对外贸易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期，中国境内正值明清政权更迭的纷扰阶段，许多唐商为躲避战祸、寻求生计而带着家产迁居长崎，同时也有明朝遗民前往日本请求援助，以及赴日传教的僧侣等陆续前往日本，这些人在长崎聚集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唐人群体。罗晃潮在1991年的研究中明确表示，明清交替之际前往日本的华商、遗民、读书人及僧侣，他们聚集在长崎，构成了当时华侨社群的核心基础。范玉春在2005年的研究中指出，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发生的政权更迭，导致众多中国沿海民众迁移到日本，这些人当中既有为了躲避战乱而前往日本的文人士子，也有经商之人，甚至还包括为了到日本传播佛教而去的佛教高僧。

根据《长崎实录大成》《长崎县史（对外交涉编）》等文献资料所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陆续有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来到九州，在丰后、臼杵、府内、日向、萨摩、大隅、肥后等地方定居，其中在庆长九年（1604）德川幕府推行“丝割符制度”以及宽永十二年（1635）锁国令颁布之后，聚集在长崎的中国人数量显著增加。值得留意的是，中日之间的商业交流是唐代中国人前往日本以及定居长崎的关键因素。汪鹏在其著作《袖海编》中指出，清朝初期经由长崎从事对日贸易的，主要是那些以海外经商为业的中国民众。斯波义信在研究江户时代长崎贸易中赴日唐人的组成情况时谈到，由于中日交流日益密切，船上除了水手以外，还有各类人员，包括商人、主事人的代表、大宗买卖的中间商、懂得货物和行情的人，以及仓库管理员、船夫、厨师、工匠、表演者、护卫，有时也有高僧和学者，这些人形形色色，都随船同行，他们大多与唐船交易活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见，与贸易相关的唐船商人是这一时期东渡日本唐人的主体。

随着中日海上贸易日益繁盛，前来经商的船舶数量持续增长，由于各地华人方言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幕府要求与不同地区的商船进行专项交易，这些商人便按照原籍地组建了“同乡会”，最早成立的同乡会具体包括：三江同乡会——以金陵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居民组成（涵盖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福州同乡会——来自福建省福州府（包含福州及其周边的福清、长乐、连江等地）的商人组成，泉漳同乡会——源自福建省泉州府与漳州府（闽南地带）的群体组成。17世纪后期，广东出航的唐船数量逐渐增加，广东帮也应运而生。乡帮是唐商同乡组成的自治团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致力于处理公共事务、调解内部矛盾、提供相互支持。然而，唐船商人初到日本时，既未遇到政治难题，也较少经济障碍，乡帮的主要职责便是在商业上互相帮助，并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长崎的津之唐船主在乡帮的推动下，合力出资建立唐三箇寺。唐商们依照乡帮的惯例，陆续兴建了唐三寺——兴福寺于元和六年1620落成，归南京帮管辖；福济寺在宽永五年1628建成，划归泉漳帮管理；崇福寺于宽永六年1629落成，由福州帮负责。约莫五十年后，以广东帮为主导的圣福寺也得以建立。

新来的唐人首先在都市里分散居住，他们经常和长崎的居民以及货物交易场所打交道，不过，与此同时，秘密贩卖活动的猖獗、商品交易场所的混乱，还有随同唐船传入的天主教传播的迹象，都给幕府的闭关政策带来了挑战。为了处理这个情况，唐馆被建立起来了。唐馆就是江户日本在封锁环境下，为了分隔中国人与日本人，依照出岛荷兰商馆的样式，在十善寺村地方建造的唐船商人的居住区，也被称作“唐人屋敷”。《通航一览》的“唐国总括部”部分有相关记述，提到“元禄元年，唐商宿町终止，在十善寺村药园设立唐人共同居住的馆舍。工程始于那一年九月廿五日，接着在第二年己巳年四月十五日完成普请，当时唐人得以迁入建筑内部居住。这座建于元禄二年（1689）的唐馆，堪称江户时代一个独特的“中国世界”，从建成到明治三年（1870）因火灾被焚毁，总共存在了181年。

唐馆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天主教扩散，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走私活动，同时还有整顿社会秩序等加强管理唐人事务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长崎奉行”应对人口增长以及增强统治能力的政策需要。唐馆建成后，所有到港的唐船商人必须住在这里，他们不仅受到日本官员的严格监管，还必须遵守许多禁止性规定。福建、三江、广东等地的唐商穿越山岭东行至日本，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常在唐馆逗留数月乃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也把中国的日常习俗、节日庆典等传入日本，促使中华文化逐步融入日本社会。

二、唐船商人在馆内的日常宴饮与传统活动

江户时期的日本对唐馆的进出有严格的管控，对商业往来也实施严密的控制，然而对于唐船商人的日常起居约束不大。那些坚守传统的唐船商人，极其认真地将中国式的风俗习惯带到长崎唐馆，围绕每个季节的不同活动，营造出别具一格的生活氛围。由于唐人的聚集、文化的传播、习俗的演变，使得“唐馆”成为一处别样的中华文化展示窗口。

（一）唐人的日常宴饮

在日本境内，馆中的中国人通常还是吃中餐。《长崎闻见录》提及了那个年代中国商人的饮食情况：

早饭食粥是为保养，昼食丰盛。鸡猪鱼菜等十余味，贵贱皆食。

唐船上的商贩大多源自华中与华南一带，日常饮食以米制食品和面点为主，偏爱品鉴中国传统茶饮，以及畅饮各类名酿，特别是黄酒、白酒和药酒这类佳酿。唐馆刚开张时，尽管将军德川纲吉推行了《生类怜悯令》，明令禁止食用飞禽走兽，严格限制猪、鸡、家鸭等禽畜作为食材烹制菜肴，但唐人与荷兰人不受此限，在唐馆内及停泊于中泊的唐船上的商人们，可以享用含有禽畜成分的菜品。因此，唐代人在馆中的饮食方式大体保持原样，依旧遵循家乡的饮食传统。

唐代人十分重视饮食，特别是在单调的旅店生活中，享受美食是最大的快乐。为了消磨寂寞时光，增进同乡情谊，旅店几乎每天都会举办酒宴——桌袱料理。《长崎名胜图绘》中展现了唐代人的宴饮情景，如图1“唐代宴会桌布料理图”所示。这种桌布料理根据宾客的人数和身份地位，所使用的器具和菜肴都会有所区别。餐具包含筷子和酒杯，还有勺子和微型托盘，依据宾客数量摆放于每个人面前。菜肴的盘子数量因菜品数量而异，有二十四盘、十六盘、十盘、八盘、六盘等规格。此外，配有四样或六样小菜以及蒸制食品。菜品样式繁多，会因白天或夜晚而变化，也因每家经济状况不同而有所区别。高档的宴席，菜肴的品类涵盖：猪肉、鸡肉、鸭肉、野牛肉、羊肉、鹿肉、鹿筋、鹿脯，鹿筋和鹿脯都是进口货，还有鱼鳍、海参、海粉，海粉也是进口的，风干鸡也是进口的，燕窝来自广南、暹罗和柬埔寨，各种鸟类、鱼鳖，以及各类蔬菜。

菜品非常丰盛且品质上乘，在唐代宴会上，酒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客人大多通宵畅饮，醉倒方休。汪鹏于《袖海编》里也记录了宴饮的名称五花八门：

馆内宴席极为丰盛，彼此敬酒不断，包括有上下级互敬的酒、共同承办的酒、祈福的酒、春日之酒、宴请歌女的酒、以及动用库存物资的酒，日常宴饮更是频繁，美味佳肴琳琅满目、灯火通明，几乎天天如此。宴请歌女的酒称作撒羹，凡是客人要纳歌女，必定要设盛大的宴席来款待，同馆的人都聚集其他歌女来助兴，大家欢聚畅饮，直到夜深不醉不归。

根据《袖海编》的记述和《长崎名胜图绘》的插画，可以了解到唐代人士在宴饮活动时，常有陪侍的女子在旁伺候。前往日本经商的唐朝商人大多为成年人，而且多数是独自一人前来，没有带着家眷同行。为了排解唐朝商人在唐馆居住的孤独感，也为了防止他们与日本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长崎地区的官员批准了陪侍的女子进入唐馆。她们才智出众、口才流利、善于言辞，很受唐代商人的赏识，部分商人甚至与这些女子在客栈中生下孩子，如同夫妻一般亲密。这种既有丰盛酒食又有女子陪伴的宴饮场所令人沉醉，被汪鹏称作“换心山，落魄桥”。

（二）唐人的传统活动

唐代人在馆舍居住时间比较久，不只是进行日常的宴请聚会，还会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根据时节和当地情况举办传统仪式。每当家乡的节日来临，远在他乡的唐人，会把节日的习俗原封不动地带到国外举办。

1.正月十五——“蛇踊”

正月十五日是元宵佳节，这个特殊日子，唐馆装饰得五彩缤纷，完全符合山本纪纲在《长崎唐人屋敷》里所写的“馆内无数的灯火把唐馆变成了彻夜通明的城市”。日本人把舞龙称作“蛇踊”，这是元宵节期间绝对不能缺少的庆祝活动。《长崎名胜图绘》里记录了蛇踊的场面。

蛇舞展示时，大量直径超过一尺、长度逾两尺的灯笼被串联起来，灯笼表面覆盖着丝绸，施以彩绘，构成约三丈或五丈的龙状造型，并点缀珠宝、装备长杆，参与者握持长杆，向左向右挥舞，向前向后跳跃，仿佛龙在嬉戏宝珠般激烈舞动。

《长崎名胜图绘》中的蛇踊图，也就是图2，描绘了七位唐人手持龙形灯彩翩翩起舞，另外七位唐人则吹奏着二胡、唢呐、鼓、镲等中华管弦乐器，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愉悦的神情。每逢正月十五这个欢庆的日子，唐船商贾和身着华服的丸山游女便在馆舍内共赏“蛇踊”之乐，而那些无法进入馆中的日本人，则纷纷登上邻近的山峦，远眺这热闹非凡的场面。

2.“唐人踊”

唐人舞和唐人戏，通常每年阴历二月初在土神庙前举行祭祀戏剧演出，偶尔特殊节日也会表演。《长崎市史·风俗篇》对此有如下记述：

土神堂前设有宏伟台子，馆唐中技艺出众者起步网校，皆换上多样戏装，上台以歌舞方式演出，称作“唐人芝居”。

"唐人踊"从《水浒传》《三国志》等小说中选取素材，或者以唐代各地方的故事作为表演的蓝本。表演时，笛子、铜锣、拍板、喇叭、小锣、鼓、提琴、三弦琴等乐器进行伴奏。根据《长崎名胜图绘》中石崎融思所绘的“馆内唐人跃之图”（图3）可以看出，表演活动发生在梅花盛开的时候。舞台搭建得十分高大，演奏人员与表演人员都在台面上活动，观赏者有的站在舞台正前方的平坦地带，有的在自家的楼顶平台上欣赏表演。当地唐人还邀请长崎的官员们前来观看“唐人踊”的演出，《唐通事会所日录》里就记录了诸如宝永六年十月“长崎奉行”到馆内参观“唐人踊”的情景。从画作中同样可以看出，观赏者并非只有唐代人士，部分身着日本服饰的参观者也混杂其间，他们之中还有人在此饮酒进食，边看边饮。

3.“彩舟流”

日唐船商人在春季会举办一种名为“彩舟流”的祭奠仪式，一方面是为了敬拜掌管航行平安的神祇，另一方面是为了追忆那些在异乡去世的亲人，在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祈求神灵的庇佑，希望未来的航海旅程能够顺利无虞。

“彩舟流”有两种形式，分别是“小流”和“大流”，“彩舟”是仿照唐代商船打造的彩船。“小流”用的彩船长度大约有两间房那么长，船上摆放着货物和船员的人偶，做好后在唐馆前的海边将其焚毁，并请唐僧为其祷告。“小流”的举行频率不一，有时两年一次日本唐人街，有时三年一次，有时每年一次，有时每次船只出航就进行。“大流”则更为繁复，通常十年或二十年才举办一次。“大流”所用的彩船体量更宏，雕饰更繁复，船身通常有四间长，并且依照真实渡航唐船的样式、色调及船具来打造，同样设有船主、财副、船员以及所载货物的模型。“大流”祭典仪式中将彩船放入海中的环节也更为庄严，不仅由唐寺的法师们念诵经文求福，在馆唐人还敲击锣鼓、吹奏笛子，景象更为雄伟。《长崎名胜图绘》收录了描绘当时彩舟流盛况的图画（图4），其中既有唐代商人参与，也有日本民众在一旁观赏。

4.妈祖祭礼

当年前往日本的唐船多从东南沿海启航，前往长崎的船只为了确保海上旅途顺利，会在甲板上放置妈祖神像，航行时向其祈求护佑，然而船舶抵达港口后，唐商便前往唐馆，因此会在停泊期间，将妈祖神像托付并安放到唐寺里。等到唐船准备返航时，再将唐寺中的妈祖神像迎回船上，以便继续庇佑归途的安稳。唐寺特意建造妈祖堂来供奉妈祖像，并且每年农历三月、七月、九月都会举办隆重的妈祖庆典仪式。从1691年的元禄四年起，这项活动由唐三寺轮流承办。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唐船商人而言，妈祖庆典算得上是重要的节日，然而一旦进入唐馆，这些商人若想外出前往唐寺参与庆典，仍然会面临许多约束。根据《唐通事会所日录》元禄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的记录，当时有来自十九艘唐船的船主们集体上书，希望前往崇福寺参与妈祖的祭典仪式。他们在第二天得到了批准，不过规定每艘唐船只能派五个人外出。到了同月的二十三日，总共有二十八艘唐船，也就是一百四十名唐人，最终得以前往崇福寺。虽然人数有限制，但这也算是唐人在馆内居住期间难得能够外出的时刻。幕末年间，驶入港口的唐船数量持续减少，最终完全消失，妈祖的祭祀活动也因此逐渐式微。然而在明治时期，这项仪式被纳入诹访神社的庆祝重九活动，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展示，但到了大正年间之后，它就被废止了。

另外，赴日唐商在那段时期还组织了清明节追思、关公祭祀、冬至庆典等仪式。远离故土的唐人依然将家乡风俗保持得十分完整，因此每逢节庆时节，唐馆内部都洋溢着热烈的庆祝氛围。不仅如此，赴日唐人还经常在馆中举办乐舞表演等活动，据《唐通事会所日录》所载，元禄十二年四月长崎地方官员巡查唐馆时，曾目睹赴日唐人进行音乐演奏的场景。

类似“土牢”的唐馆是唐船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日唐人生活习俗和传统活动开展的地方。为了商业利益，唐船商人翻山越岭络绎不绝，在长崎进行贸易时依然保持着家乡的生活习惯以及节庆活动，通过与当地人的交往，还有气氛热烈的祭祀和庆典，借助唐馆、唐寺这些平台，将它们传播到馆外，并影响到整个日本。

三、江户时期活跃于日本的特殊唐人

自十七世纪起，经由唐船抵达的有德高望重的法师、学识渊博的文士、技艺精湛的画家，还有具备文化自识的商贾，他们之中更有部分人在市内特定居所和唐寺安家，这种现象对长崎乃至整个日本的文化影响更为深远。中日两国人民往来期间，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在不经意间持续发生，对于注重实践学问的江户日本而言，这种影响至关重要，同时它也助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并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互动。

（一）影响日本文化的唐僧侣

木宫泰彦考察后发现，江户时代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侣数量超过六十位，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对天主教传播尤为警惕，因此对前来日本的中国人进行严密盘问日本唐人街，这种做法也妨碍了中日两国的商业往来，中国商人因此自发以同乡团体为纽带组建了唐寺，并邀请故乡的僧侣担任住持应邀前往日本的唐僧，曾居住于众多唐人寺院，也包括黄檗山万福寺，一直为当时陷入低迷的日本佛教注入活力。在众多赴日唐僧中，隐元和尚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隐元在承应三年，也就是1654年，搭乘唐船来到日本，《长崎实录大成》中《唐船入津并杂事之部》这部分内容，记录了隐元抵达日本时的情形

承应三甲午年（一六五四） 五十一艘入津

唐僧隐元和尚横渡大海，在兴福寺安顿下来，有二十位僧人跟随他过海，其中十人自始至终都陪伴着隐元。

隐元东渡长崎是当时居住在长崎的华人僧侣和俗众的共同期盼，而促成这一行程的关键人物是兴福寺的第三任住持逸然大师。逸然先后三次邀请隐元前往日本，最终隐元下定决心前往长崎。隐元一行于明永历三年即1654年六月二十一日从厦门启程，同年七月五日顺利抵达长崎，第二天便抵达兴福寺安顿。同行者共计二十人，除了僧侣之外，还包括画家以及各种工艺匠人。日本佛教团体对此反应热烈，数十人前往长崎迎接隐元法师到来。隐元法师抵达日本后，积极推广黄檗思想，同时将黄檗书法和绘画艺术引入该国。接着逸然法师又邀请多位唐代僧人前往日本，其中包括木庵、即非等高僧。这些赴日僧人中，还有擅长佛画的名师陈贤和精于雕刻的范道生。值得一提的是，逸然法师本人也擅长人物画创作，对促进长崎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唐僧的到访，不仅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复兴，而且对日本文化的诸多领域造成了明显改变。中山久四郎的研究揭示若干要点，具体而言，其一涉及建筑雕刻，指出唐三寺皆由唐僧负责监督设计，且完全采用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其二关乎书法与绘画，明清僧人引入众多书画作品，致使黄檗山仿佛成为明清时期的名人书画陈列之所；其三，书画的传入亦推动了刻印技艺的进步；其四，对日本医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五，在音乐层面，促进了弦琴等乐器艺术在日本境内的繁荣。

（二）具有文化贡献的文人

跟随唐代船只东渡的文人士子数量可观，他们对于日本汉学、文学创作、绘画技艺、书法艺术、医学知识以及工艺制作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元贇于元和五年（1619）抵达日本并定居，在日本生活五十二年，期间先后居住在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交往密切，常与林罗山、松永五尺、石川丈山等学者交流。陈元贇曾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担任书法和诗文教师，同时教导烧制瓷器的技术。这种制陶工艺非常精良，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在日本被称为“元赟烧”，尤其是陶制的茶具品质极高，因此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演进产生了一定作用。

江户时代前往日本的中国儒者里，对日本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明末清初东渡的朱舜水先生。

万治二年因躲避明朝末年的战乱，从中国来到长崎，在那里居住了七年，宽文五年水户黄门公其德义接到征召，同年七月舜水先生启程前往，他的弟子和高尾兵左卫门这位通译者一同前往，同年的九月抵达水户，受到的礼遇非常隆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常探讨经书和史籍，注重研习道义，他的学问和才能因此更加深厚，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信任。

天和二年（1682）四月八十三岁卒。

朱舜水，表字楚屿，别称舜水，曾期望借助他国支持来集结明朝复兴的军力，因而多次游历日本、安南、交趾这些地方。此外，他也是明末清初享有盛誉的学者，先后前往日本长崎、水户等地从事教育讲学活动。朱舜水深谙古代学术，通晓礼乐制度、刑法典章、政治方略以及诗书典籍，并且对《大日本史》的撰写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滞留日本期间，知名学者安积澹泊参与修撰《大日本史》时，受到他的感召而成为其弟子，山鹿素行也通过书信与他保持着联系。

张斐是一位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的文人，他两次前往日本，努力与朱舜水建立联系，在日本期间创作了《致长崎朱楚屿先生书》和《祭楚瑜先生文》。张斐在日本作为文人有着显著的地位，这表明当时前往日本寻求援助的志士们，在肩负政治任务的同时，也展现了传播文化的强大动力。

从长崎登陆的唐代学者、文士、画家、医者、匠人等各界人士，极为拓展了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化，也令当时的日本文化无法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这些人大多由受幕府委托的唐商延揽而至，刚到日本时或许会暂居唐馆，也有住在唐寺、或唐通事住所、或被安排在其他指定地点的情况。《长崎实录大成》里多次提到唐医师等人抵达长崎后住进唐馆以外的地方，唐医师周岐来享保十年六月十四日抵达港口，七月十一日离开唐馆，住在大通事柳屋治左卫门家中，直到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回国；唐医师赵淞阳享保十一年十一月九日抵达港口，住在河间八平次家中；唐医师朱来章住在彭城藤治右卫门家中，为普通希望看诊的市民服务，享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短暂住在唐馆，第二天就离开了。在唐馆外面居住的时候，他们和日本人的交往面更宽，往来次数也更频繁，文化上受到的影响程度以及范围也更为深远。

（三）多元身份的唐船商人

在长崎的唐馆里，除了那些僧侣和文人之外，所有抵达港口的唐商都被安排住在这里，这些人来此的主要目的是从事商业活动，不过，其中也不少是一些文学艺术方面颇有建树的唐商，他们同时担当着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双重角色，对于中日之间的文化往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例如，有像汪鹏这样的富商，他不仅擅长写诗作文，还著有《袖海编》，另外，还有伊孚九、陆明斋等精通艺术造诣的唐船主。

汪鹏号竹里，据载于乾隆甲申年重阳节在日本长崎唐馆题记。此人是杭州钱塘地区的富裕商人，擅长绘画书法，并且精通诗文。1764年，他以唐船商人身份抵达长崎，在从事贸易活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还编纂了《袖海编》一书，该书对于研究江户时期的日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袖海编》记述了其抵达长崎后的所见所感，涵盖艺伎、商业往来、当地官员、唐馆日常及风俗习惯、中日学术交流等，是探究当时长崎及唐馆的珍贵文献资料。汪鹏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日本文士通过书信往来切磋学问，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享有良好声誉，平泽元恺在《琼浦偶笔》里就曾提及“唐商大多欺瞒他人、所言未必属实。唯独汪竹里这个人、为人诚实守信、也喜爱研读典籍。”汪鹏在日本期间，除了创作《袖海编》之外，还专注于考察日本现存的汉文典籍，并将其中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书籍带回国内，这些书籍中，源自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的《古文孝经》最为难得，它的文化价值远非商业意义所能衡量。

还有伊孚九和陆明斋也通过商贸往来为文化领域带来影响。伊孚九在享保五年（1720）起多次前往日本从事贸易活动，他虽然是唐船的负责人，却凭借书画与日本文人圈子建立联系，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高度评价。伊孚九精通南宗画，他将清新脱俗的南宗画风介绍给了原本以北方画风为主导的日本绘画界。后来沈南苹等中国画家前往日本，把南宗画和现场写生画继续推广开来，跟风学习的日本人数量持续增加。陆明斋在安永年间（1772至1780年）起开始跨海去长崎做生意，因为经常往返，他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很大兴趣，特别是对净琉璃特别着迷，他在长崎做买卖的时候，常常邀请名叫大町的艺妓到住处，向她们学习净琉璃的表演方法。《长崎闻见录》提及“陆明斋净琉理之事”。陆明斋虽以唐船商人身份前往日本，在贸易往来的旅途中，也推动了中日民间文化的互动。

唐船商人确实是江户时代去日本的中国人中的关键部分，不过那些得道高僧、文雅之士，还有具备自觉意识的商人们，也使得长崎这个商业中心增添了更多文化韵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日本江户时代和中国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互动与进步。

结 语

自17世纪起，由华人引入的中华文化是现今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根基在于华人的移居与定居，以及华寺与华馆的相继兴建。明清时期的中国，无论出于商贸需要，还是战乱避难，抑或政治求助，亦或文化往来，各类身份的华人纷纷东渡日本，赴日华人的数量与频率均显著增加。大唐商船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在名为唐馆的住所安顿下来，一边从事商业往来，一边把中华文明和传统风俗也带到那里去。建造唐馆最初主要是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建成后它所起到的文化意义同样非常重要。馆中居民们日复一日的行为方式和按照季节举行的庆祝仪式，到现在还对长崎的饮食传统和节日庆典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个年代也有乘座唐船来到长崎的特定华人群体，他们常在唐馆内外活动，与日本人的往来更加密切，在中华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贡献了更多力量。可以说，唐馆的建立以及唐商、唐僧、文化华人的到来，增进了唐馆内外的人文底蕴，对当地环境注入文化元素，至今仍能在日本饮食方式、艺术表现、传统庆典中看到这种文化影响的痕迹。

江户时代，中国人引入的饮食方式改变了长崎的饮食风貌。唐馆聚会时流行的铺桌用餐方式，是日本最早出现的中华菜系，长崎居民将其与唐寺风味的“普茶料理”融合，创造出带有地方特色的中式宴席，命名为“长崎料理”，这种饮食形式是中国饮食文化在长崎的传播体现。同样，长崎最具地域特色的食品长崎ちゃんぽん，也就是长崎杂烩面，是由长崎著名中餐馆四海楼创始人陈平顺发明的，刚上市就深受日本人喜爱，后来更成为长崎的餐饮标志，尽管它诞生于18世纪末，但可以说没有受到江户时代以来中国人饮食习俗长期熏陶的影响。隐元禅师将“隐元豆”带到日本后，这种菜如今在日本餐桌上很常见，就是四季豆。万福寺天王殿到伽蓝堂的路边，还有木牌明确标示“隐元豆：三百五十年前由隐元禅师从中国引入”和“重要文化财”。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隐元是那位改变了日本宗教和文化的人。

那些曾经东渡日本的中国人里，有不少人擅长儒学理论、书法技艺、绘画创作和音乐演奏，他们在日本居住期间，积极传授知识、创作诗歌画作、演唱演奏乐曲，既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著作，也把唐代的审美风尚和艺术形式带给了当地。唐代人士创作了诸多典籍，传播了丰硕知识，就连寻常的航海者也会按照时令开展放风筝、舞龙、扎制灯笼等传统娱乐，这些技艺和风俗传入长崎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保留至今的“明清乐”“唐人踊”“舞龙”等表演形式，以及“长崎灯会”“精灵流”“长崎重阳节”等庆祝活动。长崎每年都会举办的各种庆典仪式，以及当地平常进行的各类文化娱乐活动，都深受来自遥远江户时期的中国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崎和日本持续发展，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现象。

吕品晶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师，担任讲师职务，韩宾娜也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师，她担任教授职务。

这些图像均源自饶田喻义编撰，由丹羽汉吉翻译的《长崎名胜图绘》，《长崎文献丛书》第一集第三卷，该书由长崎文献社于1974年在长崎出版发行。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