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咸宁学院学报 第23卷

从高层开始推动德意志的整合。与此同时,倘若普鲁士吞并这两个公国,就能为该国开辟通往北海的通道,同时显著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地位,这一举动关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利益,并可能危及英国和俄罗斯惯常的海上贸易路线,因此这两个公国的地理位置也引起了英国、俄罗斯和瑞典的高度重视。于是,各个国家纷纷对普鲁士施加压力。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普鲁士军队撤离日德兰地区,倘若丹麦无法收复两个公国,他就要控制维斯瓦河航线,在与波兰总督帕斯凯维奇的书信中提及:倘若他不停止对丹麦的战事,俄军将进入普鲁士境内;帕默斯顿发出警告,表示准备派遣舰队援助丹麦;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向普鲁士提出强烈谴责;瑞典决定派出十五千名士兵支援丹麦,六月初,四千名瑞典军队在费恩岛登陆,另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在斯康耐集结准备出发;普鲁士最终在八月二十六日与丹麦签署了带有屈辱性质的马尔默停战协议。下一年三月，丹麦终止了休战协议，普丹冲突再度爆发。各国列强再度联合对普鲁士施加压力。普鲁士被迫再次妥协，七月十日在柏林与丹麦达成休战协议，同年七月二日正式签署柏林条约，双方商定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恢复到冲突前的原状。普军撤离之后，丹麦当局于 1850 年战胜了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武装力量，废除了当地的临时管理机构，并将奥古斯滕堡公爵以及约三十位革命派头目驱逐出境。

为了处理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的争端, 1852 年 5 月, 相关各方开始进行协商, 旨在寻求解决方案, 这一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最终促成了某种形式的解决框架, 但具体细节仍需进一步敲定

8月，英俄法瑞丹普奥七国依据1850年5月2日伦敦条约，联合签署了伦敦协定，该协定确认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为丹麦王位继承人，承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诸公国不可分割，要求它们在丹麦国王统领下各自与丹麦合并。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看法也是如此，只要他在阿尔斯岛上的产业获得相应补偿，那么他的家族就不会再就王位问题提出任何额外要求。

二、1863年，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问题再次出现，持续到了1878年

十八五二年签订的伦敦条约使两个公国重新恢复了过去的形态，短时间地平息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争议，然而丹麦和德意志双方都没有实现期望，这种情况让两方都感到不满足。丹麦并未放弃吞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企图，德国若想完成统一，就必须处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务，这预示着将爆发更激烈的矛盾。

1855年丹麦的埃德尔丹麦人党制定了一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宪法, 该党还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外积极活动, 宣传将三公国并入丹麦民族主义国家。德意志邦联议会就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的归属问题，表现出它在民族事务上史无前例的活跃，没有接受将其视为国家宪法的提议，丹麦政府由埃德尔丹麦人党掌权，它不顾德意志方面的立场，选择先吞并石勒苏益格地区。1863年3月30日，丹麦君主腓特烈七世颁布了一项具有吞并性质的法律，该法律赋予丹麦在荷尔斯泰因地区和劳恩堡地区一项特殊权利。这项法律于11月13日获得议会批准，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十一月宪章。腓特烈七世在 11 月 15 日离世时还未签署相关文件, 16 日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接替王位, 成为克里斯蒂安九世, 18 日他批准了宪法, 废除了伦敦协定中关于各公国不得分离、在丹麦国王领导下各自与丹麦合并的规定。

丹麦的这个行动带来了两个影响，首先，在全部德意志引发了激昂的民族主义风潮，各处接连举办民众集会和游行抗议，呼吁对丹麦实施强硬手段，两公国的德意志民众拒绝向新君主效忠，并且向德意志邦联议会请求帮助。德意志 邦联议会以及各邦的民族主义者视此为关乎“民族尊严”的议题,主张将两公国从丹麦统治下解脱出来,使其并入德意志版图,同时号召邦联议会确认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 (奥

古斯滕堡公爵的长子, 成为独立的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 公国的大公, 丹麦废除了伦敦协定中的相关条款, 这些条款规定各公国不得分离, 并且在丹麦国王的统一领导下各自与丹麦联合, 这一废除, 导致了伦敦协定所规定的丹麦王位继承人的合法性出现疑问。奥古斯滕堡公爵在 1852 年因为伦敦协定的约束 , 不得不宣布不再争夺王位 , 不过他的儿子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却通过撰写特别声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 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察觉到时机合适 , 于是提出了关于两个公国的继承主张 。

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事件的再次发生,为俾斯麦通过中央集权手段整合德意志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全球局势对普鲁士非常有利。1854至1855年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与英、法、奥关系紧张,导致该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状态,倘若继续对抗普鲁士,便有面临"加入反俄阵营风险"的可能,如此一来就会丧失仅存的最值得信赖的盟友;法国因北意大利事务与奥地利存在诸多分歧,同时又被墨西哥问题深深牵扯,难以脱身;英国考虑到法国的势力增强,推行了支持普鲁士抑制法国的策略,因此1848至1849年列强联合对普鲁士施加压力的局面不可能重现俾斯麦所面对的难题在于，如何应对邦联议会和德意志自由派所倡导的，关于成立一个独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诉求。他心里觉得普鲁士应该吞并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地区，而且觉得留学之路，为了民族联合会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公国——而与丹麦开战石勒苏益格，是极不明智的，这对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宏伟计划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因为“什列斯维希 ———霍尔斯坦（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的另一个译法）大公害怕普鲁士过于强大，可能会选择跟随奥地利”（p9），而且“从政治角度分析，这个国家（指独立的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存在，最有可能让德意志邦联内部的势力对比向奥地利倾斜，并且这两块公国的地理位置，必然会对普鲁士对外贸易的拓展造成阻碍”（p112 - 113）。当时民众情绪激昂，倘若普鲁士径直要求吞并那两个公国，必将“遭到那些自 1848 年起充当民族主义代言人的人们的一致谴责” (p10)。权衡再三，俾斯麦选择不满足建立独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诉求，转而以丹麦违反伦敦条约为由，携手奥地利对丹麦发起军事行动。这种方式堪称两全其美，一方面石勒苏益格，既能让列强无从寻找干预的理由，又能够降低奥地利的戒备；另一方面，促使奥地利参与对丹麦的军事行动，既可以避免普丹冲突时奥地利暗中破坏，又能在处理石勒苏益格问题

荷尔斯泰因问题成为对奥战争的导火索，这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俾斯麦的提议当时也符合奥地利的想法 。奥皇弗兰

约瑟夫和雷希贝格同时意识到德意志民众的强烈不满，也不愿普鲁士掌控德意志的领导地位，因此当俾斯麦向奥地利寻求结盟时，奥地利对此非常乐意接受。1864年1月16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向丹麦递交了最后要求，要求丹麦在48小时内废除十一月宪法，否则将动用武力解决此事。丹麦错误地以为其他国家会给予援助，因此没有接受最后要求。2月1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跨过了艾德河，第二次普丹战争就此开始。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欧洲主要国家试图在伦敦展开斡旋，不过因为俄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在两国事务上意见相左，所以未能成功达成协议。这一结果恰好让俾斯麦消除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现在他不再需要以维护伦敦协议作为行动的托词。六月二十六日战事重燃，丹麦在军事上遭遇挫败，在外交上又缺乏他国支援，最终在七月十二日被迫接受停战条件。十月三十日达成维也纳和议，丹麦决定放弃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将这些地区划归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多次协商未果后 , 普鲁士与奥地利最终于 1865 年 8 月 14 日缔结了加施泰因条约 。根据这项条约的规定 ,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地区由两国联合管理 , 但具体事务各自负责 , 石勒苏益格的主管权划归普鲁士 , 荷尔斯泰因的管辖权则归奥地利所有 , 同时普鲁士在荷尔斯泰因境内拥有建设运输设施的权利

第二期中，定光平撰写了关于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问题的论述，该文章共计五十一页。

河川享有军事道路等特殊待遇，小城劳恩堡则被奥皇以两千五百万塔勒的价格出售给普鲁士，腓特烈·冯·奥古斯滕堡从此只能以平民身份存在。

威廉·俾斯麦曾经表示 : “加施泰因协议仅仅能够暂时遮蔽却无法消除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分歧”, 他 “正欣然等待着将战线锁定在那即将来临的冲突基点上” (p191) 。加施泰因协议点燃了普奥战争的导火索, 终究促成了 1866 年普奥战争的全面爆发。战争期间 奥地利惨败，不得不接受议和条件，1866年8月23日，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布拉格达成和平协议。第五条款明确说明：奥地利皇帝陛下会把依据 1864 年 10 月 30 日维也纳和平条约获得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全部权益移交给普鲁士国王陛下，前提是石勒苏益格北部居民能够加入丹麦，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通过自由选举表达出想要与丹麦合并的意愿。(p123) 这项条款原本并非本意，而是拿破仑三世介入所致。1867年重组的奥匈帝国，与1871年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于1878年达成和解，双方商定废除1866年布拉格和约第五条，该条款原规定石勒苏益格北部归属需依据当地民众自由选择而定。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合并到了德国境内，这标志着两个公国相关问题的基本解决。

三、1919年至1945年期间，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争议最终得以平息

1919年至1945年期间,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问题进入最终阶段。石勒苏益格南部和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属于德意志民族,他们倾向于加入德国,这种意愿在当地普遍存在。然而,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居民主要是丹麦族,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向往丹麦,若被纳入德国版图,则与当地民众的意愿相悖。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终结，凡尔赛条约依据“民族自主”理念，规定在石勒苏益格北部以及德意志民族与丹麦民族杂居的石勒苏益格中部地区实施全民投票，以此判定该地区的归属问题。这次全民投票于 1920 年 3 月开展，在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丹麦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在石勒苏益格中部地区，德国获得了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因此石勒苏益格北部重新划归丹麦管辖。1945年5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败，同盟国曾提议，将石勒苏益格南部交由丹麦管理，前提是丹麦必须接纳所有德国难民，见书第409页，但丹麦当局不愿再讨论此事，最终此事被搁置。

由此看来 , 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争端 , 本质上就是丹麦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争夺两地归属权的矛盾。19 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流行的年代 , 丹麦民族主义者企图吞并石勒苏益格地区

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地区, 当地的德意志人渴望回到德意志, 这种回归愿望, 是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引起了德意志民众的高度重视。德国境内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大势力相互竞争,因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归属问题,既关乎这块土地是属于丹麦还是德国,又牵涉到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重新并入德国之后,它究竟是应该划归普鲁士管辖,还是归属于奥地利统治。德国的合并与否 以及两个公国的特殊方位又牵涉到大国的权益, 因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争端自然会引得大国的注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争端能够在 19 世纪 60 年代获得基本解决, 既得益于俾斯麦变通的外交策略, 也得益于当时有利的全球态势。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问题的最终处理 , 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密切相关。总而言之 , 这一问题的出现和最终解决 , 既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军事态势紧密相连 , 也取决于丹麦和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