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石钟山的这校长篇小说处女作一如既往选择的是军事题材，除少数地方有些许抗美援朝战役场面的回溯此外，其余背景就是和平时期人间有真情第三部，但是还是以变革开放后的大时代为主干，主要人物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时期的军官或与军官有关的人们。

在《芳华颂》（浙江文艺出版社）中，“误解”犹如为作品系上了一个大扣，倘若有了“扣”自然就免不了要“解”，然后整部作品也就是在“系扣”与“解扣”的角力过程中徐徐前行人间有真情第三部，直到迈向终局。

不妨从石钟山为《芳华颂》设计的那种大扣——“误解”开始解读。“误解”了哪些？作品开篇不久就清晰地给予“广而告之”：主角董红梅的身分被误读。出于众所周知的成因，当初那拨参军的女人新兵各自都有一些特殊的“背景”，董红梅自然也就不能例外。

但是，这么悉心的设计看起来缜密合理，但又实在经不住斟酌。董红梅是参军入伍而非通常地就业，而我们的征兵应当经过一整套完整严苛的程序。更即便董红梅明知他人误会了自己的身分居然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趁势揣着明白装糊涂，同样也存有极大的不合理。因为这个“误解”实在不合理，《芳华颂》的整体叙事过程就时时为某些“风险”所照耀，虽然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基槽随时都有或许击溃倒塌，上面的故事也就根本无从继续推动下来。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石钟山为作品埋下的另一个“悬念”。

但是，随着作品的终卷，石钟山还真没有让自己掉进“坑”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那种“大扣”不合理地不存在。“坑”依在，只不过是随着《芳华颂》情节的推动，读者的感情留意力渐渐被一种强悍的“感染力”所“蒙蔽”、所牵引，面对环环相扣的“洒向人间皆是善”，根本顾不上考虑“合理”与否的问题了。

《芳华颂》大幕拉开不久，读者便晓得了董红梅的出身在地处北方一个极其贫瘠的山野，其父在抗美援朝战役中也是个报务员，战役结束后以工伤之躯返乡务农，不久便离开人间；其母在她三岁时又“神秘”地从人间蒸发；屋内惟有一个12岁的弟弟撕扯着她成长。因此打这以后，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好人、“福星”接踵而至，虽然在接力式地拽着她一步步地克服磨难、走向幸福、绽放芳华。

能称之为好人者自然还要善行。董红梅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好人，作为全连唯一的女兵，踏安稳实地做好养殖的本员工作，为自己博得了提干的机会并得到老乡马文成和李来权的爱慕；已知她并非“高干孙辈”的男友江雪更是想方设法帮她由西陲踏入首都重要部委工作，使董红梅得以有机会近距离结交段旅长夫妻并成为她们的干儿子……

就这么，整个阅读步入后半程时，开始存有的对作品何谓真实性的担心于不知不觉中慢慢为感动感动再感动所取代，作品开局时系上的那种大扣一一被揭开。这些转换从何而至？慨然而思，其实石钟山是在用一种富有理想的唯美主义精神在构建这部《芳华颂》。现实之不足，理想来补足正是唯美主义哲学最大的特点，这么一来，何谓可效度与合理智之类有关生活真实性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以那样的角度再来审视《芳华颂》，这恰是乐坛不多见的一部充溢着细腻唯美主义情结、激情扬善的佳作；而再放眼看，石钟山先前的创作中似乎也不无这些唯美的痕迹，只不过是没有这部《芳华颂》表现得这么体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