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就像一台机器，控制着情绪，小心翼翼地运转。 他对人际关系的冷漠，并不代表他对世界的冷漠。
遇见梁建章的时候，北京秋风徐徐，天空晴朗如蓝。
采访前，梁建章走到国贸柏悦酒店61层休息室的窗前，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远处的西山。 自然美景让他放松下来。
这样的愉快时刻对于梁建章身边的人来说是很少见的。 携程退休员工回忆梁建章时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情绪化的人。 他更接近自然的法则，不追求温暖与和谐。 在他的体系中，创造一种让人们喜欢你的氛围是低效的。
马云、马化腾等同代企业家都评价梁建章是“天才”。
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13岁就编写了电脑程序赋诗。二十年的商战，梁建章最善于领悟事物的本质。 他在携程内部倡导：一切都需要量化； 首先定义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达成共识，然后进行分析； 不要使用陈词滥调或无意义的词语。 此外，他不能容忍未解决的问题。
听起来梁建章就像一台控制情绪、小心翼翼操作的机器。 但他的朋友和员工都认为梁建章的个性丰富而独特。 他对他人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他对世界的冷漠。 比如，在梁建章看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未来盛衰的最大变量。
在执掌携程的7年里，梁建章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对人口问题研究最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在微博上聚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坚持出书、制作视频，撰写了数十篇专栏。 利用各类公共事件的热议机会，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损害。
坚冰终于松动了。 2013年放开“个人二胎”，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 梁建章和他的伙伴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中国企业家》采访梁建章几天后，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撤销计划生育委员会。
“年底前，计划生育政策要全面放开。” 梁建章说道。 然而，人口差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越来越强烈。 在他看来单独生二胎有望全面放开，目前的政策步伐还是有点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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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成立四年的携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IPO当天，股价暴涨88.56%。 到2006年，携程净收入7.8亿元，同比增长49%，占据56%的市场份额。 排名第二的艺龙仅占18%。
在整个市场上，携程根本没有任何挑战。 “拿着望远镜你找不到任何对手。” 今年，梁建章36岁，正是男人创业的黄金年龄。 但他“感到非常无聊”。
创业伙伴们正在寻找自己的下一站。 2002年，季奇创办了如家连锁酒店。 2005年，沉南鹏加入红杉资本。 2006年，梁建章也彻底离开主战场，选择去美国留学。 “做研究可以活到70、80岁，但经营公司是不可能的。” 他在那里呆了七年。
梁建章最初考虑学习心理学，去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但后来他觉得心理学不系统。 经济学“比较扎实”，可以和社会、文化、数学等各个学科兼容，还可以涉及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创新。
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只有四个。 经济学博士，要求申请者有扎实的数学基础。 梁建章开玩笑说：“如果马云去斯坦福读经济学，人们肯定不会接受他，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才接受了我。后来他们发现我各方面的能力都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梁建章和家人住在一个山坡上。 放学后，他每天下午四点就等上小学的儿子回来，一起做作业或锻炼身体。 梁建章称之为“人生难得的安慰”。
在斯坦福的前三年，梁建章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 博士毕业后，教授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后，并向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请教，深化研究。
学习过程中，梁建章询问贝克尔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 贝克尔问道：中国建学校现在还来得及吗？ 梁建章回答说，中国实际上正在关闭小学。 贝克尔毫不犹豫地表示，中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这让梁建章震惊不已。 他开始搜集资料，前往日本、德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贝克尔的假设也是基于中国1.8的生育率（一对夫妇拥有的孩子数量），但目前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1.8。
事实上，梁建章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中国人口未来的人。
黄文政现为北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2年，黄文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研究人口动态。 2000年，黄文正看到了一组数据：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是东亚。 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教育和情感投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生育意愿最低的人。
2010年，黄文正撤回美国绿卡，回国发展，在那里结识了易富贤、洪秀平、何亚夫、付伟刚等人。 易福先从200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此前他已独自工作多年。 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大国的空巢》至今无法在大陆出版。 2012年，黄文正在一次人口学家晚宴上认识了梁建章，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很难说什么
当梁建章和黄文正开始寻找就人口问题表达意见的渠道时留学之路，他们发现实际的阻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与国家统计局和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计生委的数据一直有被人为夸大的嫌疑，“人口恐惧症”在官员中也很普遍。 此外，我国税收主要征收在生产环节，财政收入与人口的正相关关系并不像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国家那么明显。 相反，财政支出与人口直接相关。 作为一国的统治者，官员大多从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压力的角度看待人口。
对此，如果从私营部门向上传达意见，传统的方法是撰写内部参考资料或参与内部政策讨论。 但内部参考是否会传达给决策者、谁来负责政策、如何实施等尚不清楚。 作为知名企业家，梁建章不会得到更多的便利。
2011年2月，梁建章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人可以拥有更多生活》的纪录片，简洁明了地呈现了人口问题的症结。 该纪录片上线后不久，网站就被告知将其从推荐位置上删除。 梁建章与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历时一年多共同撰写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 ”，我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出版。
最后，梁建章表示：“还是要感谢微博。” 在线发声，赢得更多大V的支持。 当积累的舆论聚集到一定的能量时，就有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
2011年，除了“携程梁建章”之外，他还注册了新的微博账号“@李佳颖——关注人口问题”，开始在各种商业或社交场合向身边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宣讲人口思想，给人们送去“中国人太多了吗？” 》。
此外，利用关键节点事件也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2012年6月，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曾家镇政府强迫怀孕7个月的母亲堕胎。 梁建章立即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可思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指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十大谬误。
2012年底，梁建章联合30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发起联名提案，呼吁尽快终止计划生育政策。 这次公开请愿也被视为撬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2013年底，在张艺谋“超产罚款”事件中，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了题为“张艺谋，你需要道歉”的评论。 梁建章、黄文正抓住与李银河辩论的机会，在财新网连续发表七篇文章。 两三年间，梁建章和黄文正共同撰写了90多篇文章单独生二胎有望全面放开，最多一篇文章需要100多封电子邮件。
与此同时，梁建章和黄文正也感到讨论人口问题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不少媒体开始加入阵营。
2012年4月，《中国人太多了吗？》 》出版；2013年3月，易福贤搁置已久的著作《大国的空巢：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特殊人群专家
虽然看起来计划生育政策的退出指日可待，但梁建章等人认为，要扭转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单纯的政策放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提供补贴。
2018年8月，《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议设立生育基金，应对出生率断崖式下降。 几天后，有专家提出可以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舆论反应强烈。
梁建章很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族征收的“单一税”，都是强制计划生育的延续。 “目前，我国税负已经处于很高水平，迫切需要减负。通过征收生育基金来增加税负是非常不合适的。”
梁建章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多次表示，政府现在需要拿出真金白银，通过社保减免来鼓励生育。 “这些投资就像自建公路、铁路一样，最终会回流到经济中。”
此外，梁还建议，建立托儿所，帮助青少年减轻抚养孩子的压力，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也有不少人问梁建章，如果携程内部女员工陆续生孩子，他怎么办？ 对此，他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女性比男性更懂得感恩。 如果她在育儿期间受到良好的对待，她将来会以更多的忠诚来回报公司。
除了人口问题，梁建章的视角还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他关注农村孩子的早期教育，发现63%的农村孩子未能进入高中。 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很多留守儿童大脑早期认知发展的差距。 在陕西等地，梁建章与企业家合作建设了许多早教中心，教农村父母、祖父母如何与孩子一起做游戏、讲故事、玩玩具。
2018年4月，梁建章撰写的《人口创新：大国崛起的机遇与陷阱》出版。 梁建章在书中分析了各国的最优人口战略，并为中国当前的人口、教育和城镇化政策提出了建议。 比如：创新需要规模经济，中国需要规划3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他担心：如果现行政策不尽快调整，中国很可能在获得短期优势后，在全球创新竞争中落败。
梁建章就这样努力了七年。 用携程员工的话来说，无论是商战还是人口提升问题，梁建章关注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得失。 在管理公司时，他强调目标导向，凡事都要求进度和实施计划。
“他确实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企业家。他对人口和城市问题的见解和贡献远远超出了携程所能代表的范围。” 顺为资本创始人周航表示。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时，梁建章笑着说：“现在还早。” 梁建章不愿表露自己的情绪，但在参加节目时，他给自己关心的孩子们写了一句话。
他写道：“孩子，我希望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能够发现自己最根本的价值观、兴趣和追求，忠于自己的理想，不畏困难，不断追求。生命太短暂，世上的事情太多了，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一事无成。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只要做好一件事，长大后你就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了，但永远不要放弃，征服自己比征服别人更困难、更有意义。”
本文来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