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宫廷内部的权力角逐，历来是文艺创作中常见的主题。在宫斗故事里，皇后这一人物不可或缺，她身份特殊，能够与帝王地位相当，既是所有嫔妃中的首位，也是内宫的主导者，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代行皇权处理政务。
《说文解字》有记载，所谓“后”，是指继承君位者，字形像人行走的样子，体现发布命令告知各方的情景，负责发布号令的人，就是君王或后。由此可见，后也有君主的含义。因此，全天下的女性中，皇后是最尊贵的。她们位于权力的中心地带，她们的所作所为往往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她们的婚姻既是人生的归宿，也是重要的职责。
多数情况下，后宫的女子难以仅仅扮演装饰角色，在险恶的宫闱斗争中自处，是她们的必备能力，各个朝代对她们的衡量尺度不尽相同，然而，要判定一位皇后是否合格，必须全面评估她作为从政者的才干、操守以及留下的历史印记。
中国历史上涌现过众多皇后，她们之中不乏杰出、睿智、雄心勃勃且足智多谋的女性，在才干品德和处事手段上，完全可以和男性相媲美。本文挑选出四位最有影响力的皇后：西汉的吕雉，晋朝的晋惠后，北魏的文明太后，以及唐朝的长孙皇后。
西汉吕雉、晋朝晋惠后、北魏文明太后、唐代长孙皇后
从个人能力方面分析，西汉吕雉展现出才干，并且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记录在册的皇后；从品德角度考量，唐代长孙皇后是古代贤德皇后的典范。
除此之外，若以历史作用作为衡量标准，北魏冯氏、西晋贾氏的政治活动，对于之后数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都造成了显著作用，所以也有资格被考虑。
这几位人物之中，名气或许不及武则天，这位女性曾更改年号，登基称帝，仅仅以皇后身份来描述她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不打算介绍她。
西汉吕雉：女人不狠，地位不稳
吕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录的皇后，她以狠毒闻名于世，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她所展现出的才能和所做出的贡献。
少年时代，吕雉跟随父亲前往沛县逃难，当地县令举办盛大宴席款待，当时还是个亭长的刘邦也虚报了贺礼数额参与其中。正是这个年轻男子获得了吕父的赏识，最终吕雉下嫁于他。从家世背景来看，吕雉明显优于刘邦，并且年纪还比他小十多岁，但她并未推辞这门婚事。
她与刘邦共同承受过许多艰难困苦，还曾被掳往楚国充当人质，险些丧命，然而吕雉始终坚守妻子的本分；她的两位兄弟也追随刘邦参与战争，为他建立了赫赫战功；作为刘邦的原配夫人，她从未辜负过丈夫；身为皇后，在协助夫君方面，她的表现非常出色。新王朝刚刚建立，将国土分封给十位皇子，吕雉在协助刘邦铲除异姓诸侯、诛杀功勋卓著的臣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应地，她承受的指责也最为沉重。然而，她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却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司马迁评价吕氏“辅佐高祖安定天下”，称其共同开创基业也毫不夸张。
回过头来谈谈戚夫人，皇帝和皇后能够共担艰难，却无法共享富贵，在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仅仅一个戚夫人就使刘邦的心意发生了改变。不仅如此，戚夫人还向刘邦请求废除吕雉的儿子——太子刘盈，改立她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这就触碰了吕后的不容触碰的底线。吕后性格刚强果决，她怎能容忍这样的背叛和挑衅？对于朝中大臣和各路诸侯都可以毫不留情地处决，对付一个戚夫人又有什么难度呢。
汉初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若无足够魄力，就难以立足，这种特质或许正是称职的治国者必备的条件。吕雉施政手段直截了当且收效显著，对待政敌从不留情，实际上维护了汉初时期的政治局面。她临朝称制的八年期间，减轻赋税徭役，提倡农耕养殖，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朝廷事务不外传，天下一片太平景象”。”无怪乎司马迁专为她作本纪，将她的历史地位等同于帝王。
然而，权力的影响下，吕雉原本的刚强果决变得残酷毒辣，对子女的疼爱也被扭曲为偏执的嫉妒，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顾一切。吕雉行事过于狠毒，导致吕氏家族的成员大多没有好下场。此外，她热衷于掌握权力，分封众多吕姓的诸侯王，开启了外戚掌控局面的先河。吕后的声名狼藉主要源于这些行为。不过，从政治谋略和胆识来看，吕后确实非常出色，足以被后世铭记。
晋惠后贾南风：抢老公天下，终玩火自焚
贾南风在皇后位置上度过了十年光阴，她的丈夫正是那位说过“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估计也是缺乏管理朝政的能力，所以她才能够独揽大权，最终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的政变里被推翻，不幸遭遇了悲惨的结局。
这位皇后在正史中声名狼藉。《晋书》记载她曾用兵器击中怀孕的侍妾，导致胎儿坠地，并且与太医令程据等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行为既残忍又放纵；此外，她容貌也相当难看。然而这些针对个人的攻击，真伪难辨，更适合作为闲谈的素材，不太适合用来衡量贾后的历史地位，而“牝鸡司晨”的道德指责也并非完全恰当。
贾南风铸成大错，缘于她为了一己私欲，破坏了政治秩序，通过暴力手段大量杀害朝廷重臣和皇室宗亲，从而引发了“八王之乱”。晋武帝离世后，司马衷继承皇位，贾南风也由太子妃晋位为皇后。在这个时候，国丈杨骏担任辅政要职，掌控朝政，权力极大。贾南风接着拉拢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一同消灭杨氏全族，随后又借力司马亮和司马玮之间的摩擦，一个接一个地将他们铲除，最终将权力重新掌控在皇帝本人也就是她的手中，这一系列行动堪称精妙。然而贾后没有亲生儿子，太子司马遹的存在始终让她感到不安，于是她最终将其处决以绝后患，这便给了其他皇室成员发动政变的机会。从那时起西晋的政治局势变得混乱不堪，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皇室成员之间兵戎相见，中原地区陷入动荡。
战乱并非贾后一人造成的，晋武帝生前就在西晋政局里留下了麻烦。他大量册封亲王，却把皇位传给了能力不足的司马衷，还安排了几位心怀叵测的长辈去“帮助”他；晋武帝祸及儿子又祸及孙子，早早地公开了孙子的才能，当作了明确的继承人，这就等于把司马遹变成了野心家们眼中的一个目标。
贾南风权力欲旺盛，在这政治场所里滋长成邪恶之果。尽管她实际执掌权柄的那段时期，社会局面比较安定，曾经有过“天下太平”的时期，然而她的贡献仅限于此。
晋惠后是政治失策的典型代表，她挑起了西晋朝廷的残酷杀戮，是八王之乱的主要发起者，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和随后的百年动荡，虽然这并非她个人的全部过错李世民的皇后，但承受这个恶名也并非毫无道理。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孝文帝该叫你祖母，还是母亲
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为文成帝拓跋濬的配偶，同时也是孝文帝元宏的祖母。她源自汉族，却在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中，从微末之态逐渐攀升至权势之巅，实属罕见。她与孙儿孝文帝之间的关联更为晦涩难明，给北魏王室增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冯氏起初因父亲遭杀戮而沦为宫女，后得姑母冯昭仪照拂，被挑中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接着又被正式立为皇后。文成帝去世后，年纪尚小的献文帝拓跋弘登上皇位，从此冯太后开始执掌朝政，管理国家事务。然而在此期间，献文帝的儿子元宏，也就是日后的孝文帝诞生了。令人费解的是，冯太后尽管野心勃勃，却在此刻出乎意料地将皇位交还给了献文帝，她自己则返回宫中，专门负责教导她的“孙子”元宏。
孝文帝诞生之时，太后便不再过问国家大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颇为蹊跷。让人更加困惑的是《魏书》里的一段话：“直到太后去世，高祖（孝文帝）的出身始终成谜。”冯太后的离世使得孝文帝的母亲身份成了一个谜团，让人难以捉摸。史书记载孝文帝由李氏所生，然而他登基之后却优待太后的家族，却对李氏的族人十分冷淡。这些反常的情况好像都在暗示一个结论，冯氏极有可能是孝文帝的生母。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鲜卑族的一项古老风俗，就是收继婚，为这个推测提供了确凿依据，那就是家业继承者，在父亲离世之后，能够迎娶父亲在世时的伴侣为妻，不过亲生母亲不在此列，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虽然年纪尚轻，却并非冯太后所出，所以这种收继婚对他们来说，是符合习俗的。这种习俗听上去极其粗犷，且带有不合人伦的意味，在北魏时期确实存在，它和汉族的道德观念完全不同，由此我们或许能够明白冯太后为何极力倡导学习汉族文化，也佩服她决定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革新的胆识和决心。
冯太后在孝文帝登基之前，就已经开始推行以均田法和三长制为核心的汉化政策，这为后来的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孝文帝由冯太后亲自抚养长大，从小耳濡目染汉族的文化和道德观念，他内心难以接受祖母就是自己亲生母亲的真相。所以，除了完成冯太后的遗愿，孝文帝大力实施各项汉化措施，也是他本人想要摆脱北魏落后和野蛮状态的必要手段。
冯氏的施政举措气势恢宏，她与孝文帝的互动关系，反而成为后者实施汉化政策的坚实桥梁。可以肯定，她对北魏以及随后的朝代的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长孙皇后：李世民永生不忘的女人
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以品德高尚闻名。她出身显赫的官宦世家，其父长孙晟曾任隋朝右骁卫将军，因平定突厥有功而受封；她的母亲高氏是北齐皇室远亲，乃清河王高岳的孙女，安王高劢的女儿。长孙氏十三岁时，经由舅舅做媒与李世民结为夫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她被册立为皇后。
史书中记载长孙皇后的贤良事迹极多，堪称后世效仿的贤后楷模。她既聪明又富有远见，能够适时劝导君主，同时又能严格遵守礼法，从不逾越规矩半步。唐太宗经常与她商议国家军政要务，希望获取她的见解，她却婉言拒绝说雌鸡报晓终究不合常理，女子参与政事同样预示不祥。在太宗的再三请求下，长孙氏才表示安居时要时刻警惕危险，关键在于任用贤能之人并虚心听取忠言。
魏征是谏议大夫中一个勇于表达意见的人，他的直言却常让太宗觉得很不舒服。春季刚开始，太宗突然想去城外打猎。当太宗正要离开皇宫时，碰巧遇到了魏征。魏征觉得现在动物正在抚养小动物李世民的皇后，不适合去打猎。魏征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太宗只好很不高兴地返回宫殿。他对长孙皇后发牢骚说：“非得把魏征这个老家伙除掉，才能消消我心里的火气！”长孙氏探寻缘由后，便悄然返回居室，精心梳妆打扮，换上璀璨的衣饰，神情肃穆地来到太宗跟前行礼，并说道“衷心祝贺陛下！”太宗心中十分不解，急忙询问她为何这般郑重其事，皇后解释道：“我听闻贤明的君主方能拥有敢于进谏的臣子，如今魏征敢于直言不讳，足见陛下明智，所以特此祝贺陛下。””说完，太宗猛然意识到皇后此举的深意，魏征也得以保全性命。
长孙皇后不只规劝君主，自身也要求严格，从不仗着受宠就变得傲慢。贞观八年，长孙皇后跟随太宗外出时得了风寒，旧病因此复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太子李承乾请求宽恕罪犯，让他们去道观为母亲求好运。所有官员都表示赞同，就连魏征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长孙皇后却极力反对，她表示：“生死有定数，荣华富贵由天决定，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如果行善能增长寿命，我平时就不会造作恶行；如果积德没有作用，那么祈求福祉又有什么意义？释放囚犯是朝廷的重大决策，道观也是清净的场所，不必因为我而扰乱，怎能因为一个女性而破坏国家的法规！这话刚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触动。
她通晓事理，与前几代干预朝政、挥霍无度的嫔妃们相比，更显其品格崇高。李世民在她离世之后始终没有再册立皇后，毕生都对她念念不忘。
长孙皇后备受赞誉的，并非她的政治才能和掌权手段，而是她的高尚德行。俗话说“有成就的男性身边，总有一位杰出的女性相助。”在唐太宗执政时期，国家繁荣昌盛，这除了依靠有谋略的文臣和勇猛的武将外，也离不开长孙皇后的协助。长孙氏与初唐的繁荣形势非常契合，她不必像男性那样在政坛上施展谋略，而是专心于扮演好皇帝的配偶、后宫的掌管者这一角色，这体现出了她的卓越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