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创建于1900年，属于国内最早建立的教会大学之一。在其建立与发展的历程中，由美国监理会创办的博习书院、宫巷书院以及上海中西书院，分别于1899年、1901年、1911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并入该校。1913年，东吴大学成立校友组织，规定所有并入该校的各书院学生，其成员身份等同于本校学生。遵循这一原则，该校的英语课程需涵盖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尤其要重视中西书院的英语教育，这些书院共同构成了东吴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关键部分。

一、英语教学发展概要

1.博习书院

187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曹子实于苏州十全街创办了一处“日校”。1876年，潘慎文（A.P.）前往苏州，与曹子实共同推进学校事务，同年该“日校”改称为“存养书院”。1879年，“存养书院”搬迁至天赐庄，1884年再更名为博习书院。因为教育机构的主要目标在于弘扬宗教教义，博习书院设置了地理学、基础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等学科，而未包含英语学科的教学内容。在博习书院，学子们用母语学习，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大致相当于当时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此外，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他们理解基督教的教义，期望他们未来能够像教育者一样，投身于基督教的实践与传播工作。英语学习只能由学生自行完成。1895年，韩德明接替潘慎文担任博习书院的监督职务东吴大学，此后学校的规模开始逐步增长。博习书院认识到英语教学是教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同步开展，目的是将其与教会的其他宣教活动相结合，因此从那时起开设了英语课程，并开始收取学习费用，此举旨在满足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同时逐步让那些已经学完或即将学完中文课程的学生免费学习英语，以此来调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学习英语需要花费费用，因此，交费的学生会看不起那些免费接受教育的人，而那些免费上学的人又羡慕他们能够学习英语。1899年，因为环境的变化，博习书院被合并到了上海中西书院。

2.中西书院

1880年代，国人看待英语及西方学问的观念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不再视其仅为商贾与外交官的专长，而是希望通过钻研这些知识，来开拓崭新的职业道路。中国政府积极兴办新式教育机构、选派学子出国的举措，激发了林乐知（Allen，Y.J.）创办现代大学的构想，他希望这所大学能够汇聚一批学识渊博、兼具东西方文化素养的教师，致力于培养众多青年才俊，让他们在未来世界文化舞台上贡献力量。林乐知深刻认识到“中国当前人才急缺”，因此在上海“英租界”选址建造一所大型学府，并将其命名为中西书院。为中国精心培养栋梁……逐步研习天文学、地理学、格致学、理学、化学、重力学、数学等学科”。1882年，中西书院建立，学习周期为八年，学员必须至少完成两年基础阶段课程和四年进阶阶段课程，若“愿意继续深造，还可以再在校两年。总共十年，方能培养出可用之才，以应日后重要需求”。中西书院坚持“舍弃西方方法而只专研中国方法不行，舍弃中国方法而只专研西方方法也不行”的“融合中西方，不可有所偏废”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培养“中西知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学生们“一半时间钻研英文，一半时间研习中文”。然而，对于西学，学生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英语。他们迫切希望掌握足够的英语技能，以便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和政府新创办的产业中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一旦具备一定的英语与西方知识，鲜有学子愿意继续深造。1886年，中西书院推行变革，针对中学与西学制定各异的教育周期，开设专门课程以适应不同需求，并且提升了学习西方学问和英语的收费。1895年，潘慎文出任中西书院主管，调整书院偏重英语而忽视实用学问的倾向，增设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学科，促进了学校的进步。1911年，中西书院的学子们转入东吴大学的相关院系，两个群体的学生彼此融合，最终整合为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部。

3.宫巷书院

甲午战败促使中国社会再度掀起学习西方、掌握英语的热潮，因为若仅能研读译介的西学著作，便会对认识西方世界形成巨大阻碍。1895年苏州，有六位青年学子请求传教士孙乐文（D.L.）教授英语，他们表示，先前过于傲慢，不曾向外国探求知识……“对华夏而言，别无他途！”在他们看来，需掌握的知识浩如烟海，最佳途径便是学习外语，以便研读贵国的典籍。孙乐文坚信，教会正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契机，那个基督信徒期盼已久的时刻业已降临。历经半年的筹备，1896年，宫巷书院宣告成立，首批25名学生中，有6位是青年学子，他们组成了书院的骨干力量。该校教授的课程涵盖汉语、数学、基础自然科学、地理、基督教教理以及英语。孙乐文的家中，有三名亲属负责教授英语课程。学生要参与汉语晨间诵读，阅读带有中英文标注的宗教书籍。英语教学的开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使得宫巷书院快速发展，1898年，入校学生人数增至十名，“1900年`义和团运动’迫使学校暂时关闭”，1901年，学校搬到博习书院在天赐庄的校址，并成为东吴大学的一部分。

4.东吴大学

1896年，在基督教布道者集会的第二个年度大会，布道者对于教会教育机构是否教授英语、是否用英语授课的讨论，已经以支持方的胜利告终，先前不教授英语的教会教育机构开始开设英语课程或者至少提供英语作为选修科目，先前已经教授英语的教会教育机构则进一步将英语作为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工具。根据传教士的认知，中国的现代教育必须借助现代语种开展，而对他们而言，这个语种就是英语。到了19世纪末期，绝大多数教会男生寄宿学校以及部分日间学校已经开设英语课程，女性教育机构也正积极跟进。进入20世纪初期后，新建的教会中学和高等院校中，英语被列为核心科目，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位置。英语教育在学校中广泛推行时，1899年，美国监理会差会召集传教士举行会议，规划了教会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决定在苏州设立一所大学，使其成为当地教会学校的示范。1900年，东吴大学校在美国田纳西州获得许可，准予创办“文学、医学和神学领域，以及适宜增设的其他学科，在博习书院原址开展教学活动，旨在培养能够‘用英文阐释汉文学识，用汉文表达英文知识’‘融汇中西’的博雅人才，在重视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的基础上，将英语确立为优先授课语言，要求学生在中学和大学预科阶段完成语言准备，进入专业课程后直接以英语进行科学学习。历经五十载的逐步适应，通过深入融入本地文化、贴近民众生活和强化学术研究等重重考验，东吴大学已成为英语教育最为周全且声望卓著的宗教院校之一。

二、英语教学实践措施

为了立足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引领教育革新方向，教会大学在创办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着力发挥自身长处，注重英语及西方学科的教学，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对英语和西学有着迫切需求。东吴大学是创办时间很早的教会高等院校，它自然而然地跟随时代发展，运用各种方法来提升英语及西方学科的教学水平，不仅和上海圣约翰大学齐名，是英语教学最为出色的教会大学之一，而且在英语教学的一些领域，还成为了整个教会英语教育领域的标杆。

1.课程设置

东吴大学的英语学科安排，展现出从入门到高阶、从语言学习到专业应用的逐步提升特点。中西书院的学习周期持续八年，初期两年属于基础训练，安排了诸如辨识文字，理解简明词汇，研读初级读物，掌握句式规则，转换词句含义，以及学习西方语言等涉及语法，句型，词汇起步网校，翻译，会话的语言入门学科；后期四年则转为进阶学习，逐步增设了包括算术入门，世界地理概览，精选文本翻译，深入语法探究，物理知识研习，书信翻译实践，天文学知识钻研，几何学原理应用，三角函数计算，化学实验操作，物理学核心理论，微积分初步讲解，伦理学基本原理阐释，各类文献翻译训练等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现在学生已经基本具备在新兴领域找到工作的英语能力和科学素养。最后两年进入高阶学习，学校开设了包括航海测量学，国际法概论，综合应用技术，文献编纂，经济强国策，天体观测，地质学，矿物学研究等专门课程，旨在培养未来能够担当重任的专业人才。这些西学课程使用的是原版教材，并且全程以英语进行授课。通过这个八年的学习项目可以发现，英语学习始终是其中的重点，其过程展现出循序渐进、从入门到精深的特征；科学素养的培养也占据着核心位置，其发展路径体现出从语言表达过渡到对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知识的探索。

东吴大学自建立以来，英语教育就被视为核心工作，是所有学科学生的必学内容，旨在让他们在正式学习期间，能在西方学术的各类领域中运用英语进行深造。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英语课程自始至终都是必修科目。1940年，教育部批准东吴大学将英语设为重要学科；自然科学领域，诸如生理学、物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国内缺乏优秀教材；理学院各门课程，教材和参考书多采用英文版本；法学专业，主要使用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原版教材（早期法科图书馆几乎见不到中文法律书籍，名为比较法律学院，实际教学内容几乎全是英美法）。在授课方式方面，应当优先采用英文讲解，而非翻译中文文献，这种做法更为妥当，尤其对于除中国历史和学术政治之外的所有学科。采用原著教材并直接以英语授课，能够防止翻译用词的混乱现象，同时也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将英语学习融入科学知识传授过程，有利于培育出融汇中西学识的复合型人才。

2.教学方法

东吴大学选用国外原版书籍，全程以英语进行授课，对于录取的学生，首先规定英文能力“必须在阅读和表达方面都有扎实基础”。即便如此，学生们的英语水平仍然高低不一。因此，东吴大学着力加强英语基本技能的训练。中西书院“从学生入学第二年开始，就推行英语的强化教学，结果使学生的英语水平明显超过其他学校”。东吴大学也有相关要求，如果一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没达到入学考试标准，就必须每周增加一小时的英语学习时间，用来补习英语。学校在一年级课程里，为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开设了不计学分的英语辅导课，并且会布置很多课外阅读材料。到了1905年，《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五次年会上，东吴大学还向外界推荐了本校正在使用的英语原版补充读物。东吴大学亦设有暑期课程，旨在辅助学生巩固高中英语语法，为高中结业生或同等学力者申请大学做准备，或针对计划参加大学英语入学考试，且觉自身英语水平尚有欠缺者，课程侧重于文法、惯用语、词汇句式解析，并涵盖阅读理解与听力训练。

东吴大学致力于优化英语教育方式，目的是让学生迅速掌握英语应用技巧，同时还能借助英语作为探索其他学科的手段。在中西书院，学校推行争先的教学策略，以此点燃学生钻研英语的热情。顾维钧这位我国知名的外交家曾提及，中西书院的教员运用了一种基于竞争的创新教学理念教室中每个学子都配备着一套书桌与椅子，教师的左右两边各放置了两条长木凳。这四条长木凳是为十二位在拼音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准备的。其余的同窗则继续留在各自的座位上。那些坐在长木凳上的学生，会依照年龄顺序依次就位。教师宣布需要全班学子拼读的汉字时，会先请那些未坐在长木凳上的学子尝试拼读。倘若他们之中无人能够准确拼读，便要请坐在长木凳上年纪最小的男学生来拼读。倘若他读错，则轮到下一位同学继续拼读，整个读词环节都让人非常激动，比赛的氛围相当热烈，一旦我领先了，我就定要竭尽全力维持住这个位置。

倘若中西书院推行的“争先进”教育模式确有开拓性，那么，东吴大学采用的“古安体系”教学理念则带动了教会英语教学方式乃至全国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自1902年起，东吴大学规定英语教育“教师须用新式手段，力戒私塾教学弊端”。对于英语语言，运用戈因的新式教授法，效果显著……当年春季，求学之人众多。“古安系列”教学理念指导教师需借助目标语言，阐释配套句型，再逐个演绎这些句型，借助肢体动作使句意清晰，严禁掺入任何其他语言词汇。东吴大学预科英语教师在校内实践中构建了众多此类句型，并汇编成册，有效实施了“古安系列”教学方案。学生们突然发现，即便不借助任何汉字说明，他们依然能够说出英语，并且完全领会句子的含义，对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老师们也深受激励，因为学生们频频点头，脸上洋溢着领悟的神情。东吴大学的学生在预科时期就完成了英语基础学习，升入本科阶段后，他们直接以英语为授课语言，学习包括生理学、物理学、生活技能、政治学以及法学在内的各种学科。“古安系列”教学法的成功推行，改变了我国晚清以来“语法翻译”教学法（The - ）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也使东吴大学在英语教学上成为教会学校中的佼佼者。“古安系列”教学法蕴含着直接法（The ）的初始形态，到了20世纪20年代演变为“直接法”，并逐步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领域得到普及。

3.开设选修课程，建立学分制

东吴大学不仅运用了教会学校常见的教学方法，比如借助频繁且多样的考试来提升英语水平，还广泛设置了各类选修课程，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并且推行了学分制度，以此作为推动学生英语进步的动力。该校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所有学科，都按照学分来衡量。学生需要修读专业课程，同时英语也是他们的必学科目。法学系规定学生初年级须学习英语课程；文学系与理学部则规定学生在前两个学年需要完成英语科目14个学分的学业，这部分学分要占所有基础必修课程总学分的三十个百分点。这个阶段的外语基础课程侧重语言基本功的锻炼，比如“反复研习语言规则要点……务必让语法和表达上的偏差尽可能消除”，“强调语法的核心要领以及句式构造”，并且“挑选杰出作家的散文进行深入剖析”，旨在写出逻辑分明、表述准确的论述文章。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选择课程，东吴大学把所有开设的科目都划分为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核心科目要全面深入钻研，辅助科目必须和主要科目紧密相连，这样学习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依据东吴大学课程安排，选择英语作为第二学科的学生，在完成一至二年级的必修英语课后，还需选修其他具有专门性和知识性的英语课程，例如期刊文章研读课，让学生得以接触各类英语出版物，学会并运用语言表达方法；翻译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外作家及翻译学者的翻译理念，特别是科技术语和中文译名的转换技巧；文学课程，则有助于学生欣赏莎士比亚作品、圣经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以及欧洲自由主义时期的诗歌作品，从而增加英语阅读量，提升语言能力和文化水平。其他课程，例如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各类诗歌选集、文学概览等，也在三至四年级依次开设，学生可以依据学校课程计划规定的学分要求，参考个人兴趣偏好，挑选若干门课程进行学习东吴大学，不过莎士比亚作品以及现代英国文学（或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对所有英语副科学生来说，是必须修读的科目。

1940年，东吴大学新设了外国语文学系，该学系使用英文授课。该系规定学生必须在第一至二年级期间，修读总共14个学分的公共必修英文课程。升入三年级后，外国语文学系增设了数量更丰富、学术性更强、体系更完善的英语课程，涵盖英文散文赏析与写作（包括英美文学经典、当代散文、高级写作）、分阶段英国文学探究（涉及浪漫主义时期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小说篇章研读（包含短篇故事和英语小说）等。另外，那些非核心学科，比如英国文学通史、全球文学杰作、语言转换、戏剧作品赏析、英国诗歌选析以及英文学基础理论等，同学们也需在第三学年全部学完，同时依据系领导的安排，能够选择英文人物传记、戏剧演进探究、演讲辩论技巧、美国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时期创作以及文学评论方法等十二个学分的选修科目。

4.师资配备

师资发展在学校考核里地位突出。前校长孙乐文格外关注教师队伍建设。他表示:要开展更优异的工作，但这需要人力和财力——尤其是人力。眼下我们迫切需要具备完善学历的人才来充实教学队伍。这类优秀人才比学校设施更为珍贵。他们凭借少量资源能创造的佳绩，远胜那些只懂大量花钱却无作为之辈。东吴大学刚成立的时候，教职员工仅有孙乐文、文乃史.B.、祁天赐GeeN.Gist这六位老师。到了1903年，教师团队规模扩大到十四人，其中七位是来自美国的教师，负责英语教学的只有孙明甫R.S和文乃史。师资力量不足，导致“外籍教师必须重新学习他们在美国高校修读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教授多门学科，必要时也会承担教学任务”。为了提升教师队伍水平，东吴大学积极延揽贤才，聘请了大批外国学者来校执教，他们当中许多人获得了硕士学位。有文献表明，1903年之后，在东吴大学及其附属中学供职的外籍人士高达七十七位，而且这数量并未涵盖那些主要讲授科学科目并短期来校授课的访问学者，白约瑟就是最早加入东吴大学的外籍教员之一，他也是该校创办过程的目击者。他于1899年抵达中国，1929年离开美国，在东吴大学服务将近三十年，一边从事英语和文学教学工作，一边为后来东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创建做出了关键贡献，地位举足轻重，1929年，费德乐（，Rolfe）和罗心权（，Angle）进入东吴大学，这两位毕业于美国顶尖学府的杰出人才，日后成为了东吴大学英语教育的中坚力量。富德生来自美国，曾在东吴大学任教11年，期间独立编写了东吴大学教材《大学用戏剧读本》。该书收录了12部独幕剧和2部多幕剧。这位外籍教师对东吴大学的整体发展，尤其是英语教学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

东吴大学的英语教育事业也少不了华人教师的辛勤付出。这些教师中不乏杰出人物。陈海澄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他不仅是东吴大学创办时实际到校的45名学生之一，而且在校期间成功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被授予“本校（东吴大学）开创性人才”的称号。与陈海澄相差一届毕业的吴献书，同样担任过东吴大学的重要英语教学工作。吴献书在教授方面，主张广泛阅读和大量涉猎，认为这是灵活运用语言的基础，非常反对语言学习追求速成效果。曾受其多年指导的我国英语权威许国璋，评价他是“近代中国英语领域、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吴献书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生中写作和翻译的成果非常丰富。他独立编写的《英国文学入门》被东吴附中用作英语教材；他翻译的柏拉图《理想国》即使在他离开东吴五十多年后重读，也让他觉得译文精准，比现在的白话版本好得多，对此他深有感触。缪廷辅也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东吴大学长期教英语，对英语语法和英汉翻译很有研究。他全面研究英语发音、历史演变及语法体系，强调综合而非孤立地分析语法，揭示英语语法特点，旨在减轻学习这门外语的障碍，著有《中学现代英文法》、《高级英语法》、《活的英语法》、《大学英语作文》、《现代科学英语教材》等书籍，并且多次担任英汉对照刊物《名著选译》的主编。圣约翰大学的秦希廉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是东吴大学文学院中极少数的英文副教授之一。1948年到1950年期间，秦希廉担当英文系代理主任的职务，并且负责讲授英国文学课程。在东吴大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华人学者还包括董庆藩、张云谷、云焕天、黄光谱、周珊凤、江美贞等人，他们为东吴大学英语教育事业的进步付出了自己的才干。

5.英语人才培养

东吴大学凭借卓越的教学方式、科学的专业规划以及深厚的教师资源，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其中不少人因出色的英语能力而备受关注。中西书院成立后的十年间，就有超过二十名毕业生，他们精通英语和西方知识，被政府部门的相关机构，包括外交、海关、电报、铁路和教育部门所吸纳。二十世纪初，中国政府举办出国留学生选拔考试，东吴大学一名学生从全国三千名考生中表现优异，反映出该校在教会学校里英语教学水平较高。1933年英文版《中国名人录》资料表明，东吴大学与中西书院的毕业生名人共计二十一人，占教会学校全部两百零一位名人毕业生的百分之十。众多杰出人才离开东吴大学，部分担任了教会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角色，相当一部分更因卓越成就而名扬四海。顾维钧是令东吴师生及全体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人物。他身为杰出外交家，代表国家出席了巴黎和会。顾维钧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凭借娴熟的英语表达，严厉抨击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彰显了国人守护国土的决心。顾维钧凭借卓越的外交能力享誉国际，也让大家见识了他那连英美人士都称赞的纯正英文。东吴大学不仅培养了杰出外交官，还造就了像姚莘农这样的知名翻译家。姚莘农擅长英语，是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一位有名的学者，该校以英语教育见长。三十年代，姚莘农将曹禺的《雷雨》译成英文，这部译作得到访华的美国剧作家亚历山大·迪安的高度评价。姚莘农也参与了美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工作，帮助他将鲁迅写的十多篇短篇故事翻译成英文，例如《呐喊》、《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以及《论`他妈的”》。这些译作后来都收录在斯诺编选的《活的中国从》（ china）这本书里。姚莘农凭借精准的用词、流畅的文风，向西方民众展示了中国的现代文学。论及知名度，许国璋或许比顾维钧和姚莘农在年轻群体中，特别是英语研习者中更具影响力。许国璋是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以及声名显赫的英语教学专家，他的英语学习生涯发轫于东吴附中。许国璋在中学四年期间，跟随东吴大学的吴献书教授学习，通过勤奋努力，融合了中西方知识，为日后的学术探索建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现在，许国璋的名字已经和英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广为人知。特别是他主编的四本大学英语教材，自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以来，在国内长期使用且备受推崇，成为我国英语教材领域的标杆之作。顾维钧，还有姚莘农、许国璋，以及众多东吴学子，都曾凭借英语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东吴大学增添光彩。

中国近代教育中，教会大学是一类特殊存在，它们是西方文化输入的途径，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体现了当时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教会大学也堪称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它们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教会大学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的不足，在办学方式、课程设置、人才培育、服务社会等多个层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对于在中国已经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人群，需要深入探究，涵盖其积极和消极的社会影响以及历史教训，否则无法透彻认识中国近代教育史，更不用说整个中国近代史了。

东吴大学是教会高校的先行者，它的英语教育备受瞩目，其社会效益和弊端都值得深入探讨，它的多种教学方式包含可取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现代英语教学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