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强朝晖 索恩
强朝晖是一名专业翻译工作者，他翻译了《中国冲击》一书，还翻译了《水的政治》一书，参与合译了《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3册）》这部作品，另外他还翻译了《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并且翻译了《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这本书。
从严复的《天演论》开始，
译者成为了普通人看向世界的那双眼睛。
日本的樱花德文翻译在线，蒙古的草原，瑞典的雪山，墨西哥的海湾。
澄净、自然、硝烟、战乱……
他们伫立在文明转换的节点上落笔，于金属与液体，明暗与能量交替传递之际，穿越山川与海洋，为读者提供一种全新方式认识未知的领域。
字里行间，繁花盛开。
职业“译”人从业记——跨过山和大海，隐于书页之后
主讲人：强朝晖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强朝晖受邀参与索·恩读书会，活动借助微信读者群开展，采用语音方式实现线上交流。
说明：音频由语音分段合成，可能会出现不连贯情况，敬请理解。
（以下为本次活动的文字记录）
第一部分：旅居札记：从德奥到斯洛文尼亚
主持人: 强老师最初是如何和德国结缘的？
强朝晖：这件事其实不难理解，重点是我跟德语产生了联系，而不是我和德国建立了关系。我十二岁小学毕业时，就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校，之后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一直持续学习了九年的德语。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结婚了，我的配偶也是学德语的同行（笑），他是一名职业的外交官，这样我就开始了和德语国家之间的交往。
主持人: 刚才说过,您目前住在斯洛文尼亚,和那些众所周知的热门旅游地比起来,或许许多读者对这个国家感到陌生,您能稍微谈谈它的情况吗?
强朝晖: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我目前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地处中欧与西欧的接壤地带，在欧洲中部偏南的位置，它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国家，大约有两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两百万，我对数字和地理的感知能力一般，为了这次直播特意去了解了两万平方公里的实际大小，我是北京人，所以对比了北京，北京市的面积是1万六千八百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斯洛文尼亚的面积比北京市略大一些，大概相当于加上朝阳区、丰台区，甚至顺义区的大小总和。
众所周知，我曾在德语国家长期居住和任职，一年半前因职业变动迁居斯洛文尼亚，若要评价这个地方，起初印象或许会形容为：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然而经过深入思考，这种看法并不恰当，因为所谓“小”更多是基于局外人视角的判断，一旦真正融入当地环境，随着生活时间的增长德文翻译在线，便不会觉得它空间狭小。因此更确切地讲，我认为斯洛文尼亚是一个资源充裕并且品质上乘的国家。
它的丰饶与精良渗透在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的各个角落。它的自然景致极为多样。有人说过，斯洛文尼亚仿佛迷你瑞士，那里有连绵的山丘、红色的建筑、小巧的教堂，还有雪山和湖泊，极似瑞士的乡村景致，但我认为它在某些方面，比瑞士更为出色。
斯洛文尼亚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麓，境内既有皑皑白雪覆盖的山峰，也有海拔超过三千米的巍峨高峰，此外该国西南部紧邻亚得里亚海，尽管其海岸线并不宽阔，然而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起步网校，清晨在雪山上体验滑雪的乐趣，午后便能在海边品尝新鲜的海鲜美味，而且海边的建筑风格与意大利别无二致。
这个国家的富庶与优秀，不仅体现在地域特征上，更在文化习俗之中彰显出来，全国民众的生活景象，在我看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社会安定，百姓幸福。
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根据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判断，该国与德国或奥地利相比，在财富分配上并无显著差异，尽管街道上的车辆可能略显普通，但从居民的服饰、神情等方面可以感受到他们生活的闲适与满足感，而且无论春夏秋冬，人们总喜欢在咖啡馆或餐厅的户外空间聚会，一边饮用饮品一边交谈。每逢遇到此类状况，我总会忍不住思索，人生是否本该如此，人们无需拥有巨额财富，同样能够享受充实的生活。
第二部分：当译者遇见那个命中注定的作者
主持人：如今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您与过多少位作家打过交道，其中哪一位给您的触动最大？
强朝晖: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清晰了，那肯定是奥斯特哈默了。
翻译这本书《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之前，我已和段老师共同编撰过两部著作，一部是《水的政治》，这部作品流传范围很小，内容也比较单调。我们彼此很熟悉，后来他获得了《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出版权，便邀请我参与翻译工作，我虽勉强应承，过程中却遭遇诸多波折和琐碎难题，不过最终总算完成了任务。
奥斯特哈默并非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尽管他创作过涉及中国的著作，但其对中国的好奇心大概萌生于历史探究的起步阶段。
关于《中国与世界社会》这本书而言，虽然主要探讨的是中国相关议题，但在翻译期间我就察觉到作者抱有远大志向，他并非满足于仅仅研究某个特定区域，其观察角度十分独特。最让我着迷的，或者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那种独特的观察角度，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一本讲述世界历史的合集，书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鹰的高度》或者《鹰翱翔的高度》，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探讨了历史学者进行历史探究时的观察角度问题。
他曾在著作中这样阐述观点：18世纪末期，德国一位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家有过一番论述，他认为史学家应有的立足点应当是高处，这个高处可以看作是教堂的钟楼，因为19世纪以前，抑或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城市中最高的构筑物便是教堂的尖顶，因此他所说的那个高处，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到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奥斯特哈默谈完这些内容后便指出，当今的历史研究者，尤其是专攻世界历史的学者们，他们极渴望置身于宇宙空间遥望我们的星球，这代表了一种倾向，即观察者的立足点过于遥远和居高临下。
奥斯特哈默主张，真正的史学大家或者寰宇史家，应当以鹰隼之姿进行审视，犹如雄鹰在苍穹翱翔，俯视寰球，眼界开阔，然而，一旦需要捕获地面的野兔，便会化作利箭般疾速俯冲，将其攫取。他在此处还转述了歌德的一番话，歌德在论及诗人创作时亦提及，诗人须如雄鹰般，望见地面的野兔便即刻俯冲，不论此地是普鲁士抑或莱茵兰。
奥斯特哈默的视野完完全全体现在他的历史写作之中。以《中国与世界社会》为例，该书虽然依照时间顺序成书，且仅涉及中国特定区域和时段的历史，但作者将这一视角自然融入叙述，尽管写作遵循时间脉络，从18世纪延续至1949年，作者却不拘泥于时间限制，书中蕴含众多主题，表现灵活多变，在阐述某个议题时，他时常会追溯至16世纪的情况，因为相关内容与主题存在紧密联系。他身为雄鹰，需具备极为丰富的学识，眼界务必开阔非凡，正如《中国与世界社会》书后注释所示，该部分内容几乎占据全书四分之一，约150页篇幅，从中可见他借鉴了多少西方学者的论文或著作，亦包括大陆、台岛及部分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其学识之广博令人惊叹。
奥斯特哈默常常指出，研究历史的学者职责并非复原过去，而是重在阐释，也就是探寻历史中的联系；不过他也指出，如今历史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过于重视联系，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历史学者在察觉到联系的同时，也要注意到那些缺乏关联的部分，因为那同样是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他的这种思考方式颇具德国特色（笑），精确细致到了极点。
主持人：您在翻译领域耕耘了很长时间，翻译既是职业，也是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您的平常日子过得怎么样？
强朝晖: 我从2006年起从事书籍翻译工作，早先那阵子多数是兼做，正职则在报社任职或担当外交官职务。到了2016年，我终止了所有既有工作，专门从事翻译职业。
这份工作虽是专职性质，但我并未将其视为正经职业，甚至与过去做兼职相比，为翻译投入的时长和精力或许并不逊色，毕竟我生性爱玩，缺乏事业心，也没有远大志向，只是执着于自己钟爱的事业。因此，我每天用于翻译的时间并不多，合计起来大约四小时左右。虽然听上去颇为安逸，不过我认为从事翻译工作，它要求更强的自我约束力，并非仅凭一时兴起就能迅速完成，而是应当像参与长跑竞赛那样，持续不断地进行。
这种自我约束力并不在于设定固定时间，比如八点半闹铃一响，立刻关掉就开始翻译，并非如此，而是要求持续进行，哪怕缓慢也要推进，必须清楚自己的进展情况。我习惯制定个人计划，目前的进度是每年阅读一本页数较多的书籍，内容量约三十万字，因此每月大致能完成三万到四万字，这就是我的阅读速度。我头脑里会设定一个时间安排，会规划每个月要阅读多少文字，如果某天阅读量不足，第二天就会增加阅读量，这就是持续的自我鞭策，我认为这种自律主要体现在坚持上，你不能中断，哪怕这样缓慢前进，也比那种突然跑完八百米然后休息两天的感觉要好，这就是我大致的翻译状况。
主持人: 您在翻译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强朝晖谈到自己从事翻译工作已有十余年，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资料搜集方面，这项工作要求译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献检索和内容转化，许多读者可能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复杂程度，他以《中国与世界社会》一书为例进行说明。
翻译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其实最为棘手，我早先在其他场合也提及过这点，因为这并非简单的德文转中文，更关键的是将中文改写成更贴切的中文。必须追查其发端，由于文献中提及的华夏事务，乃由异邦人以他种语言记述，需探寻咱们本土人是怎样表述的，其中涉及诸多精细的专业方法，部分道理人们或许能够领悟，另一些内容可能多数人无法洞悉。
例如在《中国与世界社会》中，论述了诸多经济议题，并且列举了众多领域，诸如丝织领域、盐业领域、制瓷领域等等。翻译这些材料，必须先熟悉它们，要明白这些内容用中文应该怎样表述，不能是通俗的，非专业的，而必须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那种严谨的措辞，这就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并且彻底理解其中的含义，弄清楚这些事物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够开始翻译工作。
偶尔我煞费苦心去弄明白某个事物，结果发现读者觉得它非常容易，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举一个例子，比如这本书里提到皇帝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德语原文非常直白，翻译成中文就是“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就连刚学德语的人也能看明白这句话。作者在此处指出，这为中国一句俗语，倘若我将其译为“天上一轮独照”，读者定会反对，我亦不愿如此翻译，因而查找资料以恢复原貌，此句本名“天无二日”，另半句为“民无二主”，由“天上一轮独照”化用为“天无二日”，对译者而言实属不易，需倾注学识、时光与才干方能达成。
翻译工作中最关键的难点在于此，若能克服这一难点，至少能让我自己觉得相当不错，这也算是我喜爱翻译职业的一个缘由吧。论及对翻译完美的不懈追求，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即便你投入再多的时间和心血，也永远无法抵达最佳状态，仅能实现比较理想的效果。
第三部分：社科与文学：花园探幽的两条小径
主持人: 强老师平常通常偏爱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能否讲述一些您与书本之间的有趣经历？
强朝晖：这个题目很简单，我很乐意应答。我本人其实更偏爱阅读文学类书籍，尤其是中国作者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著作。我道不明究竟为何，反正自幼时起就是这般倾向。况且眼下我主要承担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翻译任务，因此在工作结束之后便希望更好地体验生活，让思绪转换一下，欣赏些自己钟情的读物。
在此，我要向大家叙述一件与书籍相关的事情，这件事牵涉到我当前在国外的生存状态以及个人角色，我愿意将其透露给大家。
我只会阅读实体书籍，每次出差回来，我都要买些书，然后带回来，或者等家人朋友来访时，也请他们帮忙捎些过来。网络书店兴起之后，我感到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即便身处海外也能像逛实体书店那样挑选书籍，于是构思了一个方案，我在网上选购书籍，接着将它们寄往国内一位朋友那里，拜托他代收货物，并请他帮忙记录账目，等我返回国内后再与他结清款项，这些书籍我则陆续自行携带，或者托在国外的朋友帮忙捎带，如此这般逐渐累积起来了。之后，我在海外的工作告一段落，决定迁回国内定居。我联系了一家专门从事海上运输的企业，打算通过集装箱将家里的物品全部搬回去。对方提醒我，必须为箱内所有物品制作一份详细的清单，并且要求描述得格外明确。接下来要处理的是书籍事宜，由于在国外生活了六年，累积了大约几百本书籍，最终打包了十几箱书准备托运回国。那位货运中介告诉我那些书籍或许会遭遇麻烦，询问我是否还有其他处理途径，我表示书籍就是书籍，我只能撰写书籍，我认为书籍怎么会有麻烦，于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了信息。
那些书运抵国内后，承运商的报关员联系我，要求次日一同前往海关完成提货手续，我依约前往北京海关，却果然碰上书籍方面的麻烦。或许多数人跟我一样，不清楚国家规定，从海外携回的书籍需缴纳10%的税费。当时我颇感困惑，毕竟这些全是中文书籍，而且是在国内购置的，为何仍需缴税。
年纪尚轻时，我有些固执，并且自认为掌握真理，因而与海关人员就此事展开了一番讨论，他们告知我，法规限定每人每年出境可携带八册书籍，我对此深感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白纸黑字的规定，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之后我向他说明，我的书籍均购自国内，持有购买凭证，双方可逐本核对，涉及外文书籍亦可依法纳税。他不同意这种处理方式，他还提到国外有些华人开的书店也能买到中文书籍，于是我感到有些心烦和难过，虽然具体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核心内容还记得，大致表达的是我作为外交人员，一年读八本书就能代表国家了么？读的书多难道是过错吗？还要因此受罚吗？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陪同前往的报关员表示，强姐，他在海关工作这么多年，从未见过与海关争辩能获得胜利的案例。回想起来，我对他人的帮助表示感激，对知识的价值心怀感谢。
我的自信源自于此，阅读是一种极具体面感的活动，它使人挺直脊梁。
以上文字根据语音分享整理，有删减
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 著
强朝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2019年10月出版
《中国与世界社会》探讨的核心是中国如何逐步融入全球体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它从清朝几位杰出帝王执政时期中国达到的最后鼎盛状态开始，展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渐沦为外国控制下的局面，接着叙述了中国怎样经由革命夺回国家主权，以及在此期间遭遇的各种政治演变。作者一方面深入检视本国过往，另一方面将外部世界演变作为参照系，这两个角度互相补充，彼此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