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历时八年，战事不断。
那时，炮弹和牺牲已经打响，中国的大学在磨难中变得更加坚强。
那时，有斗争，有移民，中国的大学在流离失所中发展壮大。
警卫
浙江大学
又一个西进使命
这不是简单的向内移民，而是文化的保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朱可桢校长的带领下，用两年多的时间，穿越江南六省广东法商专修学院，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到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江大学西迁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四库全书》的传承。 《四库全书》共七卷，清末毁三卷，日寇侵华期间又遗失两卷。 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成功将140箱《四库全书》转运至贵阳黔灵山公园。 藏于北地母洞。
当时，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意识到，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危险。 他动员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制作木箱，准备打包转运的同时，还积极筹集运费。 他想到了浙江大学，专程去找竺可桢商量对策。 除了与教育部共同争论外，两人迅速利用浙江大学使用的卡车搬到校园，分批运走图书馆的图书，最终于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前搬离杭州。
这次图书馆图书的迁徙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 先租用民船，将图书馆藏书运至富阳石马村赵寨，再运至建德松阳坞，再运至金华，再乘车运至龙泉。 后来从龙泉出发，从福建浦城到江山峡口，再登上浙赣铁路，穿越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广东法商专修学院，直达贵州贵阳。 经过五个月的跋涉，藏书终于存放在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 后来，由于日军轰炸贵阳，图书馆被迁至贵阳以北4公里处的一个叫“地母洞”的山洞。 藏书存放在贵阳地母洞后，首先每年曝晒一次，然后春秋两季曝晒两次，全年无休息日。 就这样6年了，国宝安然无恙。
所有的
中央大学
“人不应该成为亡国的奴隶，动物也不应该成为亡国的奴隶。”
“用武力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用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西迁至重庆沙坪坝，后扩建为四个校区。 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速度最快、设施最齐全的学校。
在敌机的连续轰炸和炮火蔓延的情况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长途跋涉，携带大量仪器、书籍甚至飞机，教学解剖尸体、家禽等，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损失。
学校师生西迁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一队尘土飞扬的牲畜从重庆沙坪坝码头驶来。 这些农学院里的荷兰牛、澳大利亚羊、英国猪悠闲地走着，美国鸡、北京鸭呱呱叫，但看守它们的人却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 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他们奇迹般地到达了重庆。 罗嘉伦校长看到这一幕，不禁泪流满面。 他像孩子一样拥抱、亲吻那些“远方归来”的动物。
罗家伦在《在中央大学的轰炸下成长》一文中记录了与动物大军相遇的场景：“二年（1938年）深秋，我从沙坪坝进城，已经是黄昏了，司机告诉我，前面来了一群牛，他们好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赶紧让他停车，原来是这些。他是个技术员，胡须和头发都蓬乱了，就像是从长城回来的一样。南京，他们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真想上前拥抱他们。”
当到达中央大学新校区时，数千名师生从教室里涌出，排成两排，像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一样，眼含热泪地鼓掌。 罗嘉伦校长亲自带队迎接他们，欢迎这些辛苦劳作的主人，也欢迎那些辛苦劳作的动物“回来”。
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星评价说：“西迁看似只是一件小事，但却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做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做亡国奴。”一个被征服的国家。” 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得当。 抗战八年，除批准扑杀的牛外，从未有牛因病死亡。
自我提升
武汉大学
战士上战场，教授疲惫论坛
有硕士，刻苦学习，才有大学。
1938年至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 乐山之后的八年里，武大教授已达100余人，多达近120人，是一个人才辈出的蔚为壮观的地方。 这造就了朴实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结构——“教与学”上产生了许多有趣的轶事。
当时的武汉大学，师资不分出身、不分派别，兼容并包，自由授课。 学者强调“学术至上”，主张“实事求是”，追求“折中主义”。 经济系刘秉林教授指出，“学院派是永恒的事业”； 历史系吴其昌教授秉持着“前线战士上战场，后线教授花时间讲讲堂”的执着信念。 他在生病时写下了一百八十万多字的论着，最后积累了一百八十万多字。 逝世于乐山； 外国语言文学系钱革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为中华书局审阅1300多页的《英语词典》。 成功之日，也是他病倒之日。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 武汉大学注重基础、交叉培养、实践教学、外语教学、教学硬件建设。 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学生勤奋学习，自强不息，自爱自强。 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据； 在大渡河旁边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孩们坐在这些木头上学习。 有的学生甚至渡河登山求平安，到大渡河对岸的大佛寺、无忧寺学习。 晚上，他在食堂改成的自习室里学习，或者在灯光昏暗的宿舍里自备煤油灯学习。 在几百人的宿舍里，“连上楼梯都很轻”。 有一次，吴其昌问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 学生们没有人能回答出来，但全班同学宁愿交一张白纸也不愿作弊。
严谨铸就了老武汉大学的辉煌。 短短8年时间，武汉大学培养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孝祥、光广、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宇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
厦门大学
东南部最好的学校
如果你能储存书籍，你也能培养你的学习欲望。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至闽西长汀。 从厦门到长汀，路程800里，跨过庐江、九龙江，翻过高山。 再加上土匪横行、车辆稀少，300多名师生肩上背着行李、书本走了23天。 等大家到齐后，萨本东校长一一清点：学生239人，教职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 这是厦门大学的全部财富。
由于搬迁及时，厦门大学在图书、设备等方面的损失相对较轻，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 当时，学校图书馆现有中日文图书44050册，西班牙语图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班牙语杂志16222册，共计81609册。 图书馆定期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班牙语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班牙语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门大学，在老朋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了图书馆。 蒲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西方的书，包括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的书很多，还有物理、化学、数学的书，中国文学的书也很多。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还有很多德语书籍，从歌德开始。” 托马斯·曼有尼采和叔本华的全集，有英文版和德文版。
在抗战战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多样，令人惊叹。 厦门大学落户长汀八年，规模和声誉不断壮大。 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发展为4个学院、15个系，有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1044人。 在空袭的威胁下，它“唱不停”，被誉为“东南最好的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强国”。
生根
中山大学
行走中延续文化生命线
守护流亡中的学术理想，坚持抗日救国，在群众中不断点燃文明火花。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 中山大学被迫迁址：一是迁往云南陈江，二是迁往粤北平石，三是迁往仁化、梅县、连县等地。 离开家后，他们已经离开家七年了。 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中大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文明开明的氛围，民众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青年学子的兴趣。 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营造出扎根于中国教育的大学氛围。
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1941年1月10日第31卷第1期《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刊载余以新撰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 。 文章详细介绍：学生们一开始很不喜欢陈江，因为“苍蝇多，粪便多，灰尘多，陈江人三天不开门，不洗脸，不洗澡，小气、固执……”但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年轻人开始了解中国的全貌，省份出身的障碍慢慢消除，过度夸张的广东精神也得到了纠正……之后，流亡中的中大学生虽然处境艰难，但始终充满革命激情。 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剧变而消失。 它不仅保留着不灭的火种，而且依靠从民间汲取的精神力量，将文明之火代代相传。
顶峰
西南联大
学风让他们闪闪发光。”
在持续的轰炸下，中国的大学正处于最穷和最富的时期。
1937年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2月西迁云南，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教育水平最高的大学，约有3000名学生，设有文学、法商、科学、工程和教师培训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业科目和一门先修课程。 当时在昆明主管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重，专才次之”。 “自由”和“严格”成为几年后回忆在联合国大学讲课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特征。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达就打算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 学校规定文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至少一门自然科学课程，所有学生无论理工科都必须选修中国通史、西方通史、大一语文、大一英语。
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大会提供了最大的空间。 教师几乎拥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核的全部主动权。 在正常考试中，学生不必按照老师的讲义回答问题。 即使他们的观点与老师的相反，只要有理有据，也能得到高分。 由于每门课程由两到三名教授在不同的教室同时授课，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老师。 有一年，闻一多、尤国恩、罗勇三位教授分别讲授《楚辞》，青年教师唐澜、彭中铎也开设了这门课程。 老师们之间就像“搭场”一样，各自用自己的绝活吸引学生聆听。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也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 联大办学八年来，已有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毕业的只有3800人。 联大对于教授的要求也极其严格。 无论教授多么有名，他们都亲自给本科生授课。 但如果他的言行损害了他作为教师的形象，即使是著名的教授也会被解雇。 同时，大、小考试不断，要求极其严格。 比如在理学院，测量出错就意味着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相当于交一张白纸，得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学风优良，联大培养出了一大批深受联大精神熏陶、训练有素的本科生。 正如时任经济系教授陈岱荪所言，让他们光芒四射的不是学生的才华，更重要的是联大的学术风格。
跋涉
西北联合大学
师生游行穿越秦岭
跨过渭水，越过秦岭，一个月徒步千里，仍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西安至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 工程师张作周承担了柳坝至汉中80公里的勘测和施工。 张作舟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附属学校之一的天津北洋工学院。 谁也没想到，他辛辛苦苦修建的高速公路，两年后就促成了母校迁址汉中。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户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至汉中。 据统计，截至1937年底英语作文，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员工316人。 当时，为了保证学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学校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进办法。 学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几个区队、支队。 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 这样算来，每个中队都有近六百人。
从出发的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队伍开始翻越秦岭。 秦岭山那么高，人爬上去很困难，雇车爬上去更是困难。 3月19日，大部队到达目的地后，运送炊具的车还没有到达。 原来，满载的大车无法爬上陡峭的山坡。 最后我们只好雇了三头牛，一步一步，终于在凌晨三点到达了目的地东河大桥。
4月4日，队伍抵达宝城北石门。 刘德润曾记载：“此时，群山已聚，汉中盆地近在眼前，心里剩下的日子就像挂在石头上一样，庆幸今天有所收获，可以不禁要感谢天空！”
难的
抗日军政大学
为战争而生
他在国难中挺身而出，历尽艰辛坚持抗战，为国家培养了十万多名军政干部。
抗战时期，抗日大学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4所分校。 在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培养了十万多名军政干部和国家。 。
这所“专为抗战而建”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艰苦的办学环境。 尤其是深入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 学校师生搬动石墙、清理杂物、修葺棚屋，将原来空置的房屋、马厩、牛羊圈改造成住宅。 同时，他们不仅要花三四天的时间把粮食运到一两百里外的地方，还要去日军仓库从老乡那里取回粮食。 为了节省衣服，男学生在暑期操练时不穿衬衫。
抗战师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无时无刻都在与日军作战。
救国
陕西省公立学校
志愿奔赴抗战前线
“到抗战前线，到人民群众，到困难地方！”
1937年11月至1941年8月，陕北公学四年来共培养学生11000余人。 有的被分配到敌后各个根据地，有的被分配到国统区或沦陷区，有的则留在边区工作。 尤其是11队以后的毕业生中，80%以上都奔赴一线工作。
那时，六七个学生常常睡在同一个土炕上，挤得连站起来都困难。 由于学校没有教室，课程通常在户外进行。 下雨天，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却头上飘着雪花。 每个人的背包白天当凳子，晚上睡觉时用来遮盖身体。 学生入学后，第一堂课往往是先挖窑洞，先找住处。 作为学习用品，每个学生每学期都会收到一支铅笔和几张光面纸，用于在正面和背面书写。 主食是小米和土豆，咸菜是主菜。 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生们种菜、打扫卫生，并发动社会募捐。
不怕
河南大学
学者也有血性
毫无畏惧地与敌人作战，是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毅力……
1944年5月上旬，日寇占领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从所在地潭头撤军。 5月12日凌晨，率先从潭头撤离的和市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李，涉水渡过沂水河，沿着陡峭的山路向南行驶。 12日晚抵达大青沟。 当晚倾盆大雨，持续三天，千余名师生被困山中。
15日9时左右，数百名日寇分两路侵入滩头镇。 这时，倾盆大雨倾盆而下，山洪暴发。 危机中，师生们不知该往何处躲。 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转移到北山，而日军骑兵则从北山迂回进攻。 6名师生被子弹打死，20多人被俘。
16日，滩头遭到日寇铁蹄蹂躏，和大校区成了日寇军营。 化学系学生刘祖旺和医科生李贤实、李贤觉两个姐妹不甘受辱，双双投井身亡。 助教尚绍堂、吴鹏和法学院学生朱绍贤、辛万玲与敌人英勇作战，壮烈牺牲。 文学院学生孔繁涛和女孩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日寇用铁丝将他们绑在一起刺杀后，扔进秋林村西两尺多深的井里。 医学院院长张敬武博士被俘。 其妻吴智慧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下。 他的侄子张宏忠颈部被刺伤。 张敬武趁敌人不备，跳进深沟逃跑。 农学院院长王志清教授、段再皮教授及全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处以苦役。 只要他们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毒打。 王志清不堪忍受日寇的暴行，跳崖身受重伤。 幸运的是，他被附近村民救起，一个月后被转移到荆子关。
来源 | 维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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