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制，对全国老院校院系进行全面调整。 这场运动中，天主教徒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被撤销。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

“本土化”发展

辅仁大学始建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和应连之联名致信罗马教皇，请求罗马教廷派人来华建立一所大学。 1921年12月，教皇正式颁布敕令辅仁大学，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 他们希望这所学校能够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 但事情却适得其反。 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代，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强调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管理，不应该用来宣扬宗教。

许多新教徒对这些政策表示厌恶和抵制。 有趣的是，在等级制度、风俗习惯、礼仪方面都比较严格的天主教堂，此时却表现出了非常和谐的态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辅仁成立初期，教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语、数学等，宗教内容只涵盖在哲学系的课程中。 因此，辅仁大学凭借其积极的“本土化”辅仁大学，与当权者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闭门读书”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辅仁大学以“闭门读书”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京城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辅仁是寺庙里的和尚，六识不静就不要报名。” 暗指他严谨的学风。

虽然教学管理近乎严厉，但确实能提供真知灼见。 从这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学生，大多数将来都会成为在社会各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嘉欣等。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须伦专门批评了“闭门读书”教育：“决不能重蹈所谓的覆辙。”过去“为了学术而学术”。 “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政治经济学、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教育。” 即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进行院系调整。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宣布收回辅仁大学自行办学，任命陈元为校长。

辅仁失踪

1952年，准备工作成熟后，部门调整正式提上日程。 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方案得到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

与此同时，师生之间展开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显然，这次运动为部门调整做了思想准备。

在此期间，陈元在《光明日报》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自省。 他说，出于“个人利益”，“二十、三十年来，我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为帝国主义奴役和麻醉年轻人”。 ”。

《人民日报》也无情地批评了辅仁大学部分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 例如，“教育厅厅长欧阳翔在谈到中学教育政策时，实际上讲的是美国和蒋介石。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政策。赵希宇，经济系系主任，通过《企业管理》课程，向学生传授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

在教学调整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 每个科目都是根据教学和研究部门构建的，并遵循苏联教学大纲。 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甲回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苏联）顾问，学校有一个（苏联）顾问团，有一个组长，校长必须听这位校长的话。”

在这次调整中，一些专业也被削减了一半。 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班牙语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剩下的低年级学生全部转读俄语。 “当时我就觉得苏联是老大哥，中苏签订了条约，关系密切。” 王振甲说道。

这样，到1952年9月留学之路，辅仁大学除经济系、哲学系外，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曾经风光一时的辅仁大学，从此在大陆消失了。 海峡对岸，1960年，天主教会在台湾恢复辅仁大学。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

（周昂，《中国周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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