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发展到极端都会产生扭曲。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给人昂扬的印象，但也正是这种强调个人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衍生出了“弑母文化”：美国人潜意识里认为母亲的亲近会培养孩子的依赖是对个人独立的严重威胁。 “执着”就是“受他人控制”。 一个人要想彻底确立自己的存在，就必须彻底打破这种依赖感。 从心理上来说，“打败母亲”已成为美国人格健康成长的必经仪式。

美国文化是一种高度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 人与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当孩子长大后，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被外力所支配和操纵。 因此，在中国视为母亲对孩子的爱的表达，在美国人眼中却是这种亲密，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系中固有的危险和控制。 一个成年后仍然依赖母亲的人几乎总是会被美国主流文化谴责为人格不发达或精神疾病的表现。 用孙龙基的话来说，“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界限不清或身份混乱被视为终极之恶。”

电影作为美国流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心态。 孙龙基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美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指出其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对母亲的这种警惕和敌意。 从俄狄浦斯情结到弑母情结的转变，乍一看可能有些奇怪，但这正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在美国人眼中，能够理性控制自己的个体往往是男性形象美国文化，而女性往往缺乏自我。 -尊重和自尊。 太粘人，喜欢亲密关系，甚至利用这种亲密关系来控制丈夫和孩子，自己的人格就无法独立，影响了孩子的人格独立。 因此，一个人要想独立，就必须首先摆脱这种影响，因为屈服于母亲无理的要求，就等于个体的死亡。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电影中的一个普遍逻辑：如果一个男人把母亲当作依恋和忠诚的对象留学之路，那么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他们的灵魂被母亲附身，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人格发展障碍。 他们无法爱上“第二个女人”，最终导致身份混乱和一系列悲剧。 按照美国人的观点，这几乎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人权的剥夺和侵犯，将会受到所有人的一致谴责。 “让下一代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早已成为不可挑战的基本信念，因为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下的个体永远不会成长。 这种以下一代权利为中心的观念的结果是，母亲作为人的权利越来越不受尊重。

这种文化下意识地认为，除了自我之外的外星人都是假想敌，但在家庭生活中，试图控制个体的外星人通常是父母。 这种观念一般不会反思“个人可能是问题”，而是渴望划定自己的界限，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 最终，其他人都有可能伤害自己，这一点被推向了极端。 只有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你才能获得安全感和独立性。

不幸的是，正如孙龙基所说，在美国文化中，维护个人权力并建立最终控制的唯一途径就是暴力。 许多高中屠杀案件表明，凶手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同学嘲笑是同性恋、被女友抛弃、或者被欺负。 这种侵略行为一旦爆发，就会酿成悲剧。 这也是美国人性格的一个特点：他不服从环境，而是占主导地位。 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环境有绝对的主导权，只有主动的人才能控制局面，这就要求任何压在自己身上的力量都必须被扫除。 个体自我确立的结果就是个体的孤独。

这种想法几乎与东亚文化相对立。 日本影视剧里有一种“妈妈东西”的流派，总是讲述作为母亲的女性如何牺牲自己、受苦受难，但孩子却不感恩。 最后母亲惨死，让观众泪流满面——中国电影里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座桥。 然而，我们在美国电影中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母亲形象。 赞美母亲的故事很少。 不仅如此，美国人不相信母爱的本质，而宁愿相信专业人士。 孙隆基调侃，“‘善良’的形象真是超越了美国。” 文化想象力”。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任何亲密行为都被视为对个人权利的潜在侵犯。 被妖魔化的母亲实际上表达了个人对颠覆自己界限的恐惧。

中国文化中不存在如此紧张的母子关系。 传统的孝道甚至特别强调对母亲的尊重（《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例）。 所以，儿子成年后能和母亲亲近就是“天伦之乐”。 然而在美国，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如此亲密，很容易与乱伦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刻差异。 梁漱溟在1923年的《东西方文化哲学》中指出：西方人强调个人权利的主张，所以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有明确的界限。 “张开嘴是你的权利。” 义务和法律关系，每个人都要互相算账，即使是父子夫妻之间； 西方人有自我美国文化，而中国人则无私，父母不顾自己，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孩子。而子女孝顺父母时，不顾自己，延伸到兄弟、朋友等方面，对他人都是顺从的。 “权利和义务，所谓孝礼，都是有爱无己。” 可以说，西方个人主义是“我无你”，而东亚文化是“你无我”。

两者的比较更耐人寻味。 当中国父母经常对孩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时，他们确实为孩子做了很多，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孩子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和代际差异。 于是，他们总是为对方着想，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但这无异于试图控制别人。 按照美国文化的观念，这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区分的结果。 将个人视为脱离社会的个人，是西方独特的观念。 美国的新教文化特别强调个人实现独立的价值，但走向极端时，就会产生一种病态的警惕和对受他人控制的抵制。 从心理上来说，到了不敢接受母爱的地步，个体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最安全地实现“自主”。 正如人类学家汉恩在《疾病与治疗》一书中所说，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将干扰个人独立的实现视为病态，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将相互依赖的实现视为病态”。 干扰被视为病态的。”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文化模式。 尽管一些美国学者羡慕中国文化中相对和谐的亲子关系，但孙隆基在他的另一本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却丝毫没有剖析中国文化。 毫不留情。 他无意歌颂某种文化，而只是希望通过揭示一些被忽视、否认、压抑的话语来揭示和洞察那种文化的深层心理。 但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之一：作者实际上把“文化”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并从心理学的角度反复深入挖掘，却放弃了文化解读的其他视角。

作为一项研究，本书不可避免的争议点之一恐怕是：作者的结论完全是基于对美国电影的叙事分析，而美国电影本身能否充分代表美国的公众心态？ 确实，这一段看上去有些不足，但还是颇具代表性的。 电影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而美国的市场逻辑要求电影的叙事话语必须贴合大众心理，因为任何不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作品​​​​的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灾难性的市场失灵。 可以想象，《律政》、《有外遇》、《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些饱经磨难的慈母形象，如果在美国上映，票房必然会失败，但在中国却可以赢得了很多观众的热泪。 最终，电影制作和观众的想象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共谋关系：观众的想象力有助于并反映在电影制作中，而电影的叙事迎合并强化了观众的原始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