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0日，南松村9岁的林小雪（左）正在给2岁的弟弟喂西瓜。记者 李翔 摄

曾经浩瀚的大纵湖，据说是施耐庵《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原型。其南北两侧有两个自然村。 “宋”是一个普通姓氏。北边的一个是“北宋村”，南边的一个是“北宋村”。这就是“南宋村”。

南宋村总人口约2100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的约960人。大约90%的儿童、70%的老人和30%的妇女留在村里。这些年来，我试图走进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探究“留守”给他们带来的微妙变化。

社会各界一直担心留守儿童如何成长、融入社会。一些观察家更愿意让留守儿童沉浸在悲伤之中，担心他们成长过程中因缺乏亲情而导致精神不健全。

诚然，留守儿童“亲情饥渴”严重，思想容易封闭，行为习惯不良，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但古语一直告诉我们：“穷人的孩子早富起来”。从我的记录来看，我关注的留守儿童没有一个偏离正常的成长轨道。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们，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用正常的心态看，他们都是正常的孩子；如果让父母来评价他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来说都不容易。

第一次认识留守儿童

2013年1月，我在参观中保中心学校时，记录了两个留守儿童。

“每次送父母到村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哭，尤其是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 12岁的何琪是江苏兴化中堡镇中心学校的学生。由于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每年他只有清明节或春节回家。她从三年级开始就开始寄宿，每周五回家。她家里有祖父母和一个弟弟。 “我经常想念父母，所以我躲在床上哭。”

中堡镇中心学校当时有小学生642人，其中留守儿童390人。时任校长季德华说：“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求江苏镇江高中老师视频，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家庭教育的不平衡。城市里的孩子可以让父母陪着读书、做作业，但在农村，尤其是有留守儿童的家庭，他们很难看到这种亲情的缺失，很难弥补。”

那天，我随机选了一辆校车，放学后和孩子们一起回家。

“虽然我家里不住楼，但只要能住进去，我就希望父母能回来，我不在乎他们赚多少钱。” 8岁的林晓雪坐在校车第一排，背着书包，望着窗外的冰雪。水面咬着嘴唇说道。 “他们出去工作是为了我好，但我宁愿他们在我身边。”

林晓雪的父母当年在上海打工，每年只有清明节和春节才回家。南松村距学校约8公里。由于她才上二年级，所以还不能寄宿。她每天在老师的护送下乘校车回家。 “下半年我就上三年级了，要寄宿了。”虽然学校有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陪伴，但小雪却不愿意寄宿。她提出让奶奶在镇上租个房子，这样她放学后仍然可以回家，但她考虑到看到奶奶的辛苦，又放弃了。 “奶奶不容易，我能理解……”她说话轻声细语，成熟得让人难以置信，她才8岁。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内心的担忧。 “妈妈快要生弟弟了，如果我有弟弟，妈妈可能会不喜欢我。”

车子到了村子，爷爷奶奶们都围过来，接各家各户的孩子。我没有下车，因为面试已经结束了。

那年学校

去南松村的路上，校车经过“D”字路口。指向“南宋”的路标让我心生向往。那年年底，我决定再次去南宋村看看，我和同事在村里待了5天4夜。

早上6时40分左右，东方颜色逐渐变白，新月依然明亮。冬天的寒意直接渗透到我竖起的衣领里。大街小巷里，不断涌现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赶往村里赶校车。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看到我拿着相机拍照，好奇地问：“你是哪里人？” “南京？你为什么从南京来我们南宋？”

为什么来到南宋？女孩的问题让我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我这是在南宋吗？”还没等我回答，那银铃般的笑声就已经消失了。

当时，中宝中心学校有南宋村留守学生32名。

我和六年级的同学一起去上晚自习，在刺骨的寒风中回到了宿舍。他们动作熟练地打水洗脸、洗脚。南宋村的赵健是少数戴眼镜的孩子之一。他身材瘦削，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完脚后，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害羞地笑了笑，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寄宿生活，一切都很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他转回中堡镇。但我随口一问，“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留在杭州陪父母”，让他瞬间泪流满面……

第二天，我从知情老师那里得知，赵健的父母正在离婚，所以他被送回家乡读书。老师说，赵健很聪明，学习也很认真，但父母的事情让本来就很内向的他更加不爱说话了。

“相比之下，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 62岁的黄秋英说。她是学校的生活老师，照顾过很多寄宿生。在这所学校，所有老师都是代理爸爸和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他们还特别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老师们都表示，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更能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却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触动。

阮培军老师曾给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们唱一首歌曲——《留守儿童》。

“那条格子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又长高了，考试考了满分，老师表扬了我。哦……远方的妈妈，你知道吗……”都说你在哪里，妈妈就是家，但我的工作妈妈却在远方，我多么希望你能早日回家，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现实，就教孩子们唱。班上一切正常，但下课后隔壁班的老师急忙过来问道：“你教他们唱什么歌？为什么班里有40多个孩子趴在桌子上哭？”阮佩君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教这样的歌曲了。

那一年的重逢

恰逢岁末，正是团圆的前奏。腊月二十五，在外打工的南宋人大部分都回来了，有的还在路上。宋子贤的父母要到除夕夜才会回来。六岁的宋子娴很爱笑，两个浅浅的酒窝特别可爱。奶奶帮她扎了一条辫子，走起路来，辫子来回晃动。

那些日子，她几乎每天都盼着父母回家。其他孩子的父母回来后，就不再和她玩了。她很孤独，只能一个人在家看动画片。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起身，把在幼儿园收到的“好孩子”证书放在床头，说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

10岁的徐浩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他的父亲许志永刚刚从国外回来，并没有过多责怪他，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儿子。 “我想给儿子买一台电脑学习机，希望对他有帮助。”

许志永是一名厨师。 21岁就出去打工，一直在苏州各个小餐馆打工。几年前，他和妻子在苏州一家学校食堂打工，每月收入6000多元。见我来访，他连忙从里屋端出“好茶”来招待我。他说，他本来想带孩子一起去，但只能带他们去民工子弟学校。

“如果他学习好，他就会继续学习；如果他成绩不好求江苏镇江高中老师视频，我们会考虑将来给他在苏州买房，或者在老家盖房子，但他也得出去打工。 ”许志永认为，中国父母经历了很多磨难，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在外打工，夹着尾巴，把所有的宝贝都投资在孩子身上”。

徐浩平时很调皮，看上去就像一个“人间小恶魔”。父亲回来后，他安静了许多。许志永认为儿子这样是因为害怕他。我的感觉是，有爸爸在身边，孩子更有安全感，自然就变得“乖”了。

那一年的告别

正月十五是南宋村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热闹的庙会过后，外出打工的人们又要踏上征程，村庄又恢复冷清。因为即将面临告别，这一天，人们尽情狂欢，希望抓住每一秒的幸福时光。平时冷清的小街上，当天挤满了鲫鱼过河的人，有的地方更是拥挤不堪。

35岁的宋友强在镇江工作，元宵节过后就会出去。最让宋有强担心的是儿子宋子豪。既然不在身边，他就不能对儿子的学习提出太高的要求。 “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但你一定要孝顺，在学校受欢迎，能够和睦相处。” “孝顺”、“人脉广泛”，成为宋有强对儿子的特殊要求。

多散少聚，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也不同。六岁的宋子贤在春节期间并没有整天粘在父亲宋时健身边，因为父亲严厉，经常照顾她。早上告别时，子贤微笑着甜蜜地吻了宋时健，可当宋时健转身离开时，子贤却钻进爷爷怀里放声大哭。

9岁的林晓雪扎着马尾辫，抱着2岁的弟弟到村头送妈妈。当妈妈挥手告别时，弟弟大声哭着“我要妈妈”，奶奶却说“带你去买好吃的”，弟弟就被哄走了；小雪咬着下唇，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邻居们不断地安慰她，小雪却一言不发，盯着妈妈的背影。等到妈妈走了，她才慢慢回到家。

大年初六，12岁的黄玉和父母外出打工。她没有向父母告别，因为“她不敢说再见，如果说了的话，那就更难过了”。父母走后，黄玉和在奶奶的食堂摆了摊，趁着难得的人气，出售自己用气球制作的手工艺品。

与宋子贤等“小孩子”的哭泣相比，林晓雪等“大孩子”的沉默更让人心痛。也许几年后，“长大”的紫仙就会“习惯”与父母分离，能够忍住哭声，甚至避免告别，但那样的沉默或许更加悲伤和伤人。

那年暑假

因为我的思念，2014年暑假我再次来到南宋村。

“村里有1780名学龄儿童，估计村里只剩下20、30人了，大部分都去外地打工的父母家过暑假了。”村会计余永红说。听完这句话，我心里有些失落，就好像受访者突然消失了一样，心里空落落的。

走过村子，偶然遇见了宋子豪。 13岁的少年拿着一根快要融化的冰棍，暴风雨般地跑出了食堂。当他看到我们时，只是“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径直跑回家，上楼。

原来，他的两个朋友躲在楼上用无线网络玩网络游戏，他负责出去买冷饮。爷爷去附近的沙沟镇打零工，奶奶去田里干农活。他成了一只自由的“小狗”。

赵桂全是南松村的一名校外辅导员。他原本打算把留守儿童聚集起来帮忙写作业，所以他让宋子豪给他们打电话。谁知宋子豪却回答道：“没有人，我找不到。”赵桂权很无奈。他摇摇头：“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关心孩子，但他们却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没有父母在身边，村里的“宋子豪人”就自由了。不仅世界广阔，活动也丰富多彩。他们可以钓鱼、玩石头、玩泥巴、在街道和庭院里追逐小猫小狗。又蹦又叫，汗水肆意挥洒。这种自由足以让城里孩子羡慕不已。

林小雪中午刚刚去中堡镇取了父母给她和哥哥寄来的包裹。光着屁股、光着脚走来走去的林仁旭正在努力抱起一只小狗。他体力不足，差点和小狗一起滚下去。看到姐姐拆包裹，她赶紧跑过去，嚷嚷着要吃的。小雪打开一罐薯片，弟弟接过，边吃边漏。小狗跟在后面，摇尾巴“捡漏”。

小雪的成绩很好，墙上贴满了证书。除了完成暑假作业外，她还努力帮爷爷奶奶做家务，照顾弟弟。如果弟弟做得好，奶奶就会奖励小雪5元钱。 “我已经攒了20多块钱了，弟弟生日快到了，我想去中宝镇给他买个生日蛋糕。”小雪得意的说道。大姐当了妈妈，没人教她。小雪已经是大姐姐了。

当她第一次采访小雪时，她对即将到来的弟弟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当再次见到她时，她彻底失去了这种感觉。 “过去的暑假，我总是感到孤独，因为玩伴少了。现在，我每天都有弟弟陪着，我不再孤独了。”

他们仍然让我感动

菜花都落了籽，燕子叼着泥在梁上爬行。阔别五年，我突然有想再去南宋村看看的冲动。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探访一下五年后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他们可能已经上高中，可能已经考上大学，甚至可能已经步入社会。我试图找到我记录过的每一个孩子。

在中宝中心学校，我成功找到了林小雪和她的弟弟林仁旭，还有曾经像“小恶魔”一样的徐浩。学校安排他们和我讨论。

15岁的徐浩身高1.83米，已经上初三了。 “我的成绩还不是很好，但我喜欢打篮球，是学校篮球队的后卫，我打算进体校。”徐浩对于自己的未来并不悲观。他还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其他孩子。 “那个俞飞鸿已经十九岁了，已经参军了，宋子豪前年去镇江和父亲住在一起，放假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回来玩。”

14岁的林小雪是初二一班的班长。她的成绩一如既往的好，现在身高1.74米。我从不担心她的成绩，只担心她的家人。因为她的父母三年前离婚了。

“我可以问一下你父母的情况吗？” “没关系，我没那么传统，也没那么脆弱……”小雪大大咧咧地笑着说道。

“我妈妈和爸爸在一起并不幸福，我并不反对她离开我爸爸，现在她过得很好，她经常联系我们，给我和我弟弟买东西。”

“那你爸爸呢？”

“爸爸在浙江工作，过年才回来，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一切我都可以承受，只是担心弟弟，怕他有阴影”长大后在他心里。”小雪拥抱了弟弟。外表硬朗的林仁旭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只是好奇地看着妹妹。

“你就不怕你父亲结婚后对你产生影响吗？”

“我已经长大了，以后不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太久了，我只要照顾好弟弟就可以了……”

林小雪的回答让我很感动，心里有些心疼。她不仅能理解父母离婚再婚的选择，还主动照顾弟弟。我本想安慰她几句话，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改变的路径

听说我去了南松村，远在镇江的宋子豪下课后特意加了我微信，并和我进行了视频通话。视频中的他已经是一个潮流男孩的模样，但声音却依然稚气十足。

“我只是想离我的父母更近一些。”宋子豪就读于镇江市润州区信息技工学校汽修电子专业。他说，以后打算去南京金肯职业学院学习汽车维修。

“你是打算自己去读中专吗？” “是……” “好的，到了南京再联系我。”电话那头的宋子豪笑了笑。

林晓雪依然走在传统的求学道路上，徐浩即将面临“考体育学校”的选择，宋子豪已经提前“改变道路”，而黄玉和虽然“试图改变”，他的道路已经走到了一半，现在他心里已经有了方向。

黄玉和今年17岁。他第一年没有通过中考。复读一年后，考入私立板桥中学。 “我的孩子很懂事，每次回来都会帮我做家务。” 57岁的刘从化是玉和的奶奶，在村里经营一家破旧的食堂。她自豪地拿出雨荷在学校收到的各种证书：“过年的时候，雨荷还给我买了一部新手机，她说这是她的零花钱。”

刘从化的女儿和女婿在上海工作。女婿爱赌博，存不了多少钱。食堂的生意也很冷清，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黄玉和有零花钱给她买手机吗？

当我赶到50多公里外的板桥中学，看到黄玉和的班主任回头望时，我才恍然大悟。 “去年，学校给了黄玉和1000元的助学金，她告诉我要把钱交给她奶奶。”顾厚盼说，黄玉和的家庭背景比其他很多孩子都困难，很少看到她吃零食。

黄玉和没有更高的目标。她说，如果可以的话，她会去医学院考试。 “初三快结束的时候，我想出去打工，或者去读职中，妈妈不同意，只好让我读完高中。”黄玉和还是那么害羞。 “高中课程太难了，我跟不上。”

“你用奖学金给奶奶买手机了吗？” “唔...”

纪录可能会继续

“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落后的，在学业上，很多学生其实已经放弃了努力。”老师办公室里，顾厚盼平静地对我说：“你知道吗，私立高中的录取分数比公立高中的分数低很多，所以这里的学生学习成绩不太好。”他顿了顿，“不过黄玉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努力学习的女孩之一。”

对于选择外出打工的孩子父母，顾厚攀认为“也许他们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哪个父母不懂得爱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出去打工，面朝黄土背朝天，孩子的大学学费怎么办？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怎么办？”父母应该向孩子解释吗？”顾厚盼说，如果父母现在选择陪伴，孩子以后的生活会更加艰难。

中国人一直怀念“妻儿热床上”的平静温馨的生活贝语网校，甚至已经成为思乡的标准特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开出生、长大的家乡，前往遥远的城市获取财富、追求梦想。相比之下，他们的年迈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大多只能留在家乡。

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97万。未知这些孩子未来的命运是否会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很多变数的影响，落后只是其中之一。诚然，留守儿童比其他孩子少了亲情和关怀，但并不能说他们会因此而“出轨”。即使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异常，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留守”。

诚然，留守儿童普遍因父母管教缺失而变得内向、成绩落后，但也有像林小雪这样活泼开朗、成绩优秀的留守儿童。而且，没有父母的保护，他们更早地接触到了生活的艰辛，更早地学会了独立自立。比如，黄玉和很懂得省钱，努力做工艺品赚钱，还用奖学金的钱给奶奶买了一部手机。调皮的宋子豪早早就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尽管徐浩的成绩并不理想，但他乐观地希望能够在体校有所作为。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很少有父母会选择抛弃家庭。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顾厚攀老师所说，父母外出务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留守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都在探索帮助留守家庭的对策和方法，而不是放任不管。这对于留守家庭来说是个好消息。然而，留守儿童是否需要置于弱势的境地去同情和怜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与非留守家庭相比，他们是弱者，但他们可能不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弱者”。

在南松村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放学后想去见林仁旭。打工的奶奶还没回家，姐姐林小雪在学校寄宿，林仁旭拿着姐姐送给他的手机在屋前兴奋地打游戏。一个和他差不多大小的邻居孩子好奇地站在他身后看热闹，一脸羡慕。突然，一个老太婆（大概是孩子的奶奶）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抱回家，喊道：“别人家没有父母管，你就是玩玩，怎么不回家写作业呢？ ”

孩子泪流满面地回家了。当我站在一旁时，我的心被揪了一下——这就是留守者和非留守者的区别吗？

我还在密切关注，希望能为这些留守儿童完成一份成长的“全记录”。 （记者朱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