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不仅终结了清朝统治，还促进了符合民主共和理念的个人出版业兴起，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出版总管的陆费逵，联合戴克敦、陈寅等人，私下联络编撰人员，着手创作新的教材。1912年1月1日，陆费逵等人集资于上海建立中华书局，自行负责印刷工作，将编写新式中小学课本作为核心任务，最早推出了新编的《中华教科书》，很快便成长为国内规模仅次于官方的第二大出版公司。

中华书局刚开始建立，只在上海英租界福州路（也就是四马路）的东边租了3个铺面，印刷工场则放在了福州路北边的惠福里。

图1：1910年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福州路北有惠福里。

1910年绘制的上海城厢租界地图，只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点的西南方，也就是棋盘街以西的地方，标注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字样，惠福里地处福州路的北面，那个时期中华书局尚未建立。

1913年，中华书局建立了编辑部门，陆费逵担任负责人（后来改称经理）。紧接着，公司总部搬到黄浦江对岸的美租界东百老汇路AB29号，并且租用了旁边的民房，设立了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个部门。后来，编辑部门又搬到了东百老汇路88号。

图2是一幅1913年的美国地图，上面标示了“东百老汇大街”。

图3是一份1913至1914年的日本版上海地图，上面标注了名为“（百老汇大街）”的街道。

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负责印刷业务，另外还建立了发行机构，中华书局总部设立发行点于英租界南京东路南边礼拜堂的对面，具体位置在河南路和南京东路交汇处。

第二年上海中华书局资金增长到160万，员工人数超过1000，接着商务印书馆之后，它变成国内第二个同时负责编书、印书和卖书的出版机构。这两家出版社的卖书点都选在靠近上海卖书行业集中的福州路，虽然都在河南路附近，但位置不同，当时有人形容它们好像在互相竞争。

图4.1展示的是1918年10月日本堂书店出版的最新测量版上海地图，其中河南路部分仅标注了商务印书馆的位置。

在早于1916年出版的上海城区图纸上，能查到福州道和河南道交汇点的南偏西位置，还留有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中华书局买下这块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高的建筑，里面设有十个铺面。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的总部发行机构，从南京道南端的旧地址，搬到了福州道和河南道交叉点南面那座新建的五层楼办公，从此和商务印书馆挨着了。

图5：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店新址照片

那一年，上海中华书局于静安寺路所在的192号哈同路口，即今日南京西路与铜仁路的交汇处，落成了印刷总厂，除了负责印刷业务，总部的办公地点和编辑部门也设在此地。该印刷总厂占地超过四十亩，规模在当时上海的众多印刷企业中位居领先地位。

然而，两家出版社在上海棋盘街并肩发展的过往景象，在持续数年时间内并未见于上海城市地图之中。比如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刊行《实测上海市租界分图》，但该图未在《英租界分图（公共租界中区）》标注中华书局，只在《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及闸北分图》哈同路一侧标注了“中华书局总厂”字样

图六展示的是1918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及闸北分图》一书，其中公共租界西区的哈同路已经标注为“中华书局总厂”。

图7：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刊印了《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及闸北分图》，图中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处标注了“中华书局总厂”。

直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袖珍上海新地图》，才于英法租界河南路棋盘街的分区图里，第一次同时标注出中华书局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地址。

图8展示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的《订正袖珍上海新地图》中的上海英法租界部分图景，福州路河南路口也就是棋盘街区域，仅设有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机构。

上海中华书局自行制作的上海地图，到1925年2月才在第三版《最新上海全域图》中，于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的方格街同时标注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家机构，同时，在静安寺哈同路以东的位置，注明了“中华书局总厂”的地点。

图9是一张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的第三版作品。图中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处的棋盘街同时标注了“中华书局”和“商务书馆”字样。此外，在静安寺哈同路的一侧也明确标示了“中华书局总厂”的位置。

图10是一张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的第三版地图。地图上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处的棋盘街同时标注了“中华书局”和“商务书馆”这两个名称。此外，在静安寺哈同路的左侧位置，地图明确标示了“中华书局总厂”的所在地。

图11展示的是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的第三版内容，图中将福州路和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同时标注出“中华书局”和“商务书馆”字样，又在静安寺哈同路的西边位置标明了“中华书局总厂”的地点

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推出《最新上海全埠地图》（初版），此地图在英租界与公共租界中区，将“中华书局”发行所和“商务书馆”并排标注，还在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标注了“中华书局总厂”，地图上的标注更为清晰，界限分明。

图12：呈现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图》首版样貌，图中清晰标注了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盘街处的中华书局分店，以及哈同路所在地的中华书局总厂位置。

图13展示的是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图》的首次发行版本，这张地图上标注了两个中华书局的地址，一个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另一个位于哈同路，是中华书局的总部所在地。

图14展示的是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图》的首次发行版本，图中明确标注了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也就是棋盘街，地方的中华书局，同时也标明了哈同路的中华书局总厂所在位置。

众所周知占地面积英文，中华书局创立后，立即推出了一批蕴含爱国思想的新式课本，这些书籍让世人眼前一亮，并迅速风靡全国，不仅迅速占据了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市场，而且中华书局从此确立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领先地位，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初期，中华书局曾刊行了两部全新地图册，一部名为《最新民国各省舆图》占地面积英文，另一部为《世界改造各国图集》修正第三版全套图籍，内含三十二张图版。这两部地图册皆由丁詧盦负责编纂。1921年，中华书局刊印的这两部地图册，皆是在上海静安寺路192号的印刷厂房完成制作。

1921年2月，中华书局刊行了丁詧盦编撰的《最新民国分省地图》合集。该合集明确标示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为我国领土。

图16：呈现的是中华书局在1921年2月刊印的《最新民国分省地图》版权页的景象。

版权页上清楚说明，这本图册是丁詧盦编写的，由陆费逵和戴克敦负责校对，印刷在位于上海静安寺路192号的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坐落在哈同路的东边，属于中华书局的总厂；总发行点设在上海棋盘街，具体位置是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南边角上。当时陆费逵担任中华书局的负责人，戴克敦则是编辑所的负责人，所以这两个人负责审核批准这本书的出版发行。

南海区域在“中国全图”中被标注出“东沙岛”，右下角还特别设有“西沙群岛”的独立图示，该图详细描绘了西沙群岛的众多岛屿和礁石，并注明了“特里屯岛”（现称中建岛），同时图中也展示了雷州半岛最南端与海南岛的位置，以此标明西沙群岛在我国的具体方位。

广东省图里，东沙群岛被呈现出来，英文名标记为“ I.”，并且用红色字样注明“东沙群岛的西洋称呼是布拉多斯岛”；另外还有一张独立的“西沙群岛”图，中文标注名称“西沙群岛（曾经叫做七洲洋）”，同时标注英文名“ Is.”，并用红字注明“西洋名字是巴拉塞尔诸岛”；图纸上展现了21个岛礁和礁盘的轮廓，分别标注了它们的名字：“菲勒生特群岛”（现在叫做宣德群岛）、“福杜罗岛”（现在叫做甘泉岛）、“钱财岛”（现在叫做金银岛）、“坛坚岛”（现在叫做琛航岛）、“达可伦岛”（现在叫做东岛）、“觅出礁”（现在叫做华光礁）、“特里屯岛”（现在叫做中建岛）。该地图清晰显示东沙群岛与西沙群岛均为我国管辖的岛屿组合，当时南沙群岛（现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现南沙群岛）尚未由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实施实地勘测，南海136个岛、礁、滩、沙的具体位置和名称也未最终确认，因此，非官方出版机构制作的地图上未能明确标注南海的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具体方位及名称，需待海军海道测量局结束南海实地勘测工作才能明确，1935年4月，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将南海区域划分为四个部分，其划分结果载于《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内，该委员会随后公开发行相关地图，此举为民间各类出版机构绘制南海诸岛新地图奠定了基础。

1921年11月，中华书局推出了丁詧盦编撰的《世界改造分国地图》修正版第三册地图集，里面包含32张地图。该书的初版是在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2月印刷的，并于3月正式发售。

图20展示的是中华书局在1921年11月出版的一本名为《世界改造分国地图》的书籍封面。

图21：呈现的是中华书局在1921年11月出版的《世界改造分国地图》版权页的样貌。

该图集由《世界改造大地图》和分国地图组成。1920年1月，曾有一幅《世界改造大地图》问世，该图由徐煐绘制、丁詧盦审校，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所确定的世界格局，具体展现了新兴国家、被转让的领土、国际联盟托管区域、协约国军队临时控制的地域、实行民族自决的区域以及尚未解决争端的地区等政治地理分布，此外还配有奥匈及巴尔干原有人口分布图、新形势示意图、德比边界线图、萨尔河流域示意图、德波新边界线图、阿拉伯半岛分布图，旨在以图形方式阐释《凡尔赛和约》的核心条款。此次为修正后的第三个版本，由丁詧盦负责编纂，收录有全球各大洲的示意图、中国各省的分布图、世界重新划分的国家图，还附有中英、英中地名对照索引，相当利于使用者查阅。民国年间，中华书局基于服务中等教育层面的考量，刊印了这两种地图集，对于增强当时中国民众的地理意识以及国家版图的了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那个阶段，中华书局也制作了其他专门地图，比如：1925年4月，葛绥成和徐棫共同绘制，中华书局推出了比例尺为1:15000的《杭州西湖整体地图》；1929年6月，中华书局又制作了彩色版的《杭州西湖整体地图》以及附带孤山周边地图，两个版本的杭州西湖图的地形都运用了等高线描绘，在当时算是比晕染法更先进的制图方法。

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469号建造了印刷总厂的新址，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在这里。公司引进了先进的印刷机器，不仅印刷普通图书，还承接地图、邮票、香烟包装盒的印刷工作，同时负责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等印刷业务，印刷业务因此更加兴旺。到1937年岁末，各家出版社绘制的上海城区图，在公共租界中部南京路一带，原先同时印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后来转变为只印“商务印书馆”的名称，而在公共租界西部哈同路的位置，则印有“中华书局总厂”，并未区分哈同路旧厂房和澳门路新厂房，由此可见绘制地图的速度难以跟上时局发展的节奏。

图23展示1933年上海东方舆地学社所绘《实测上海明细大地图》，其中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盘街区域，可见“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于此。

图24显示，1934年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刊发的《新上海市实测详图》中，棋盘街标注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却遗漏了中华书局的标记。

1937年7月7日，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11月上海被日军占领。陆费逵前往香港，于九龙建立中华书局驻港机构，负责处理全局关键工作；上海那边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静安寺的老印刷部门迁往香港分厂，位于公共租界澳门路的印刷总部则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担任主管，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继续经营。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九龙离世，李叔明接任总经理职位，上海方面则由吴叔同担任经理职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上海租界，永宁公司因此被封禁。香港也被日寇控制，中华书局的领导层陆续迁移内地，1942年2月于重庆建立总管理处。这段时间里，公司依然以印刷教科书、编撰出版各类图书杂志为主要工作内容。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国内外的出版机构所制作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地图，都没有标明“中华书局总厂”的名称。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中华书局总管理处从原驻地返回上海，重新开展教科书的编纂印刷工作，同时恢复了图书杂志和地图的发行业务。1946年11月，中华书局推出了许仁生编绘、葛绥成校订的《最新上海地图》的首个版本，在这张上海城区图上，同时标注了位于南京西路铜仁路的“中华书局老厂”和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新厂”，这或许是建立之前中华书局在上海地图上留下的最终标记。

图25展示的是1946年11月中华书局刊发的《最新上海地图》首版，该版本中标注了旧厂房和新厂房的位置。

图26展示的是中华书局在1946年11月刊行的《最新上海地图》首版，此版本中特别标注了旧厂房与新建厂房的位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4年5月，中华书局改为公私合营体制，总部迁移至北京，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地址开展业务（时间从1957年春季持续到1961年秋季）。中华书局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该机构后来转变为上海编辑所，时间是1958年，澳门路的原厂区则改成了印刷厂，现在称作中华1912创意产业园，建筑内部变成了公寓式酒店。那一年，国务院设立了专门负责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工作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该小组的执行单位，使其转型为专注于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类图书，以及相关学术专著和普及读物的专业机构，在此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该出版社承担了大量国家级古籍整理的核心任务。

1980年代，中华书局的工作地点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那里有一座带有装饰的灰色建筑，与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西侧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相邻。巧合的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也曾共同设在同一栋楼里面。

图27：展示1994年北京市区地图，标明灯市口王府大街中华书局所在地点。

1998年7月8日，中华书局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其总部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到了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了它的百年诞辰，并为此举办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

二零二二年正值中华书局建立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特别创作短文，以地图形式展现中华书局的历程轨迹。

（文中部分图片未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