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典汉译的译场组织
2005年08月15日06:56光明网
雨山
隋之前的佛经翻译,并没有像玄奘、义净、天息灾那样译经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备的译场。不过在译经过程中最主要的司专职的主持均已有之。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时期:一是肇自晋朝,下至宋元,而以隋唐为中心的翻
译泰国佛经期;一是源于明朝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对天主教和西方天文、数学等实学的翻译,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中叶的西学东渐,乃至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热时期。以时间论,佛典汉译跨越了一千余年的时光,但是翻译出了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少见的这么广袤的典籍。而这种典籍的起初因为种种缘由,大都损毁亡佚,因而这种佛典完全是借助译本留传至今的,这在世界上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波吧!
我国最早的译经活动,去除至今尚无定论的、汉明帝乐安年中(5875年)摄摩腾、竺法兰所译的《四十二章经》之外,有确谨记载的当属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安息和尚安世高所译的《明度五十校记经》。当时禅宗传入中国不久,佛经的翻译也只限于来华胡僧就能背诵的及随身携带的经卷。带来哪些就翻译哪些,所谓“所持来经,遇而便出”,中国佛教学者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翻译也都是小规模的,少数几个人的事情。佛典汉译所使用的术语,也大都是从当时学术界通用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借来的。这时的佛典汉译尚属草创时期,而这些情况仍然延续到元朝。到了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府的扶植,译经成为了国家的大事,政府经常拨付一笔数量相当的货款来支持此项活动。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东晋南北朝道教史》一书手指出:“在道安曾经,译经恒为私人事业。及道教势力扩张后,帝王吃斋,译经遂多为官府承办。鸠摩罗什译经由姚兴主持,并于译《大品》新经时,姚天王且亲自校雠。”皇上都躬亲出席著述工作,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译经事业的注重程度。姚兴为了表示对佛法译经的推崇,在长安逍遥园建了西明阁,规模宏大,专门为罗什译经之用。在这之前,译场只是设在庙宇或其他适当地方的临时机构,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另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乐安寺的译场也是异常壮丽的。
隋唐以降,积几百年翻译经验后,更因为国家对译经的注重,佛典汉译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译经制度与译场组织也逐步完备上去了。隋炀帝为彦琮在东都咸阳上林园设置了翻译馆,以“搜举翅秀,永镇传法”,这是我国道教专门译场的显学。唐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筹建了翻经院,玄奘的译场跟他之前的罗什、真谛、求那跋陀罗的译场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玄奘本人精通梵汉两种文字,且熟习道教教义,所以他不再像先前的外国译主那样,必须得依赖中国助手能够译得比较畅达。唐中宗时,又为义净于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宋太宗时,为迦湿弥罗来的天息灾等在太平兴国寺筹建了译经院,由三堂组成:中堂为译经堂,东为润文堂,西为正义堂。
下边就隋之前及以后的译经情况,来分别聊聊佛典汉译的译经制度和译场组织。
隋之前译经的最突出特征是翻译时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据僧睿《大品经序》记载:“鸠摩罗什牧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文辩交旨。”当时出席翻译工作的僧众人数,实在无法统计,如慧观《法华宗要略》:“有外国牧师鸠摩罗什,……秦弘始八年(406)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讲经、讨论、释疑的过程。这就促使译场弄成了学府,译主弄成了导师。译主除了要译经,并且还要往前来听新出经的信众论述经中的蕴奥,发挥其中的精微,不是此中的宿学,实在无法胜任。为啥汤用彤先生感叹道:“古昔中国译经之巨擘,必须先即为禅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精髓之于唯识,玄奘之于兴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听受义理之弟子。”译讲同施的形式实际上是美国禅宗的传统在中国的延续,在美国讲经法会兴起质询辩难,牧师藉问答辩论,引导观众进一步了解经义。
隋之前的佛经翻译,并没有像玄奘、义净、天息灾那样译经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备的译场。不过在译经过程中最主要的司专职的主持均已有之。我们可以大约晓得译场的程序为:先由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译主用外文读出原经,再口译为汉语。由一充当笔受的弟子一一记录出来,之后再校订。假如译主为不甚通汉语的胡僧的话,那就得降低梵语的笔受即书字和度语的职位。“度语”一职筹建甚早,《高僧传》卷译“支谶传”云:“(竺佛朔)以光和二年(179)于徐州出般若三昧,谶为传闻。”这里的“传言”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度语”。据《宋比丘尼传》卷三“论”载,度语所掌之职应该是:“传度转令生解”。为此,在不懂汉语的译主的译场中,真正与翻译有关的职位是度语。
据《阿毗达摩俱舍论序》记载,精髓于陈天嘉四年(563)译此经时的情形是:“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需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倾覆诚恳,乃得相应。慧恺谨即事奉,随定随书,日夜相系,不懈晷刻。”如果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话,度语一职实无必要。除了是精髓的译场,罗什、玄奘的译场中也均无此职。一经译完以后,当仔细著述后始成定本,刻印留传。当时的著述工作是极为负责任的。至此对隋原先的译经方法,可推知个大约:先由译主诠释所译之藏文,假如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话,即可用英文讲解,之后口译成汉语。如果不懂英文,则由度语进行翻译。竺朔佛译《般舟三昧经》时,支娄迦谶负责传语,这是最早的一例。此例一开,西僧虽然不学汉语也能在中土讲经,华人亦借着讲经的法会而译出完整的佛典。之后由在场的僧众“循环辩释”,等到“得相应”———诸僧众均无异议以后,再由笔受写定。僧众的口供,便成为了此部新出经论的注疏。这是译经过程中的“副产品”。译完的经论经反复著述以后,始成定本,遂得以留传。纂修工作初由通华文的主译或传语负责,后来另归专人,译文的用字在检校时才作最后决定。诸如洛阳伽蓝记翻译,佛陀跋陀罗纂修《华严经》费时一年半,鸠摩罗什译出《禅经》六年后又将该经检校一次。
隋唐至明朝,因为政府的注重,道教的译经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每译一经均要经过极严格的译经制度。隋唐以降的译场跟这曾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废不仅既译经又讲经的译场,“译场”名副虽然地真正成为了专事翻译的场所。如据《慈恩传》卷六记载,玄奘的译场不过二十余人。将并未步入翻译过程的讲经分离出去,是有利于整个译经工作的。
《宋比丘尼传》将古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现略释如下:
译主。
这是翻译的核心人物,宣读藏文原文。译主常常是对所译精典在禅学功底上最有权威的人士,但并不一定与翻译所牵涉到的语言活动有关。而且她们大都是不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俄罗斯、西域僧侣,有兼通两种语言的,也有不懂汉语的。
笔受。
这是将藏文的意义通过译主的讲解后转写成汉语的工作。笔受必需要精通梵汉两种文字,这实际上是笔译的工作。
度语。
只有在译主不懂汉语的情况下才设此职,以使译主所宣讲的藏文,让其他参译者均能透彻地感悟。度语实际上是“舌人”———口译的工作。
证梵本。
这是检测所译的经文是否跟藏文原文一致的职务。实际上是将译成英文的经文再翻回成藏文,跟原文进行比较。
润文。
这是加工润色的工作,使译出的经文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文体一致,因而使译文愈发优雅、庄重。
证义。
佛典汉译的重要性虽然不只是在词汇、文体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宗教义理是否正确。此职因事关重大,通常由多人充之。
梵呗。
这是在译经开始前后的道教典礼,借此来整顿译场人员之仪表和内心,并启发她们生护法之慈善心。这在宗教翻译中特别重要。
纂修。
这是从英文文字学的角度对所译的经文进行的著述工作。通常由中学大师兼任。
监护重臣。
通常由朝内官员充任。这实际上是征得官方承认的一种形式,是名誉上的监护。
证字。
并特别设的职位,玄应曾兼任过此职。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冷僻、异体字的甄选。
宋代译场中职位的名称,通常说来大致这么。不过在各个译场之中又不完全一样,似乎多少有些不同。但从中我们早已可以看出唐代译场中的译经制度之建立了。为啥现代学者张建木先生将《瑜伽师地论》的梵语抄本跟玄奘的译本对勘后感叹道,“就五体投地地敬佩汉译本是这么严谨,近代翻译少有赶得上的”了。有这么严密的译场组织,又有玄奘这样的翻译大师,千余卷传世的经论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清代译经院的设置,比宋代更为完备,只是因为没有玄奘那样的译经大师,所以成绩不如元代。但对唐代译经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洛阳伽蓝记翻译,无疑对昨天的翻译工作仍有启发和帮助。《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天息灾译经典礼,提到了唐代的译场组织,分为九部,情况如下:
译主。
正坐,面外,宣传藏文。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藏文。
证文。
坐其右,听译主高读藏文,以验差误。
书字梵学僧。
审听藏文书武侯字,犹是梵音。
笔受。
翻梵音武侯言。(纥哩第野再翻为心,素怛览翻为经。)
缀文。
回缀文字,使成句义。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刊定。刊削容场,定取句义。
润文。
官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
此九部之中颇值得一提的是“参译”一职,这跟古代译场中的“证梵本”大抵相当,亦称要求参译者将译成英文的经文再反过来译成藏文,看跟原文在意思上和语言上有无差异。假如不能还原成原文,那就说明翻译出了毛病。诚如《续比丘尼传》卷四“玄奘传”中所记载的那样:“初从梵文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之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宋代译经事业到了仁宗景祐四年(1037),因为译场停顿,遂失利。其间,译经院也改成了传法庭,其重点已从“译经”转到了“传法”上。这以后,因为种种缘由,佛典汉译逐渐式微了,元清代三代其实也有译经,但那是根本无法跟唐宋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时佛经译场的形式,可以尚且以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译经与讲经同时进行的,这些方式少则成千人,多则几百人,但是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持译经的译主进行辩论。因为组织松散、混乱,而对译经自身的帮助实际上并不大。后期乃是译经与讲经分了家,由译讲同施的动辄百人大译场演化到了由少数专家组成的小译场。由于译讲同施的方式早已过了时,道教的话语系统已即将产生,不须要过多的解释了。据悉,高效、精简的小译场也可以防止许多无谓的干扰。将未步入翻译过程的讲经分离出去,因而促使整个译经工作分工严格,而且组织严密、紧凑、高效。译经三百卷的鸠摩罗什有助手三千,而译经千余卷的玄奘,助手仅有二十五人,但各具专长并且职责分明,颇似明日的研究所或编译馆,是一种紧密的有序组织。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译经的程序大致是根据传语、笔受、证义诸步骤进行的,只是前期狭小,后期愈发完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