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新华社消息，近期有美国议员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对部分中国公民赴美深造或学术交流实施限制。该法案规定，针对那些申请前往美国学习或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公民，如果他们所研究的领域被列入美国的“商业管制清单”，签证官需将相关材料送至华盛顿进行额外的审核。自2017年12月起，美国白宫在其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将采取措施对STEM领域（涵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国际学生签证实施限制。随后，在2018年6月，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公布，将减少在航空学、机器人技术以及先进制造等理工科专业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所获得的签证数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前指出，人员交流是中美两国在各领域加强互动与协作的基石，中美两国应采纳更为主动的策略，以提升人员往来的便捷性，进而为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营造更为优越的环境。

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

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留学生签证政策进行了限制，此举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反对之声。去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公立及农工大学协会这两家高等教育协会，曾联名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留学生对于科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正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同时，他们强调，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将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多样性。毫无异议，若美国持续实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的紧缩策略，必将对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进程以及招收中国学生的数量产生重大而长远的影响，进而对中美两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我国教育机构及高等教育学府需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一现象。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赴海外深造的学生数量首次越过了六十万这一重要门槛，具体数字为60.84万，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1.74%，这一数据使得我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地位。2018年，《门户开放报告》揭示，美国继续成为中国留学生首选的目的地。在2017至2018学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人数攀升至一定规模，同比增幅为3.6%。这一数字占到了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33.2%，他们在教育上的支出更是超过了138亿美元。

中国留学生不仅为美国高校带来了学费收入，而且对大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评价世界级大学时，国际学生占学位攻读人数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指标，普遍观点认为，这一比例应当超过20%。若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进行限制，将直接影响到美国高校的招生工作，并可能削弱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进行了收紧，这一举措或许会对我国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在学生海外游学方面。以2016年为例，武汉大学就有多达600名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赴海外进行游学。此外，我国部分高校已宣布目标，计划到2020年使本科生中拥有海外游学经历的比率提升至50%，而学生海外游学的首选目的地多为美国大学。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会更加理性

对于我国学子而言，赴海外深造业已成为追求教育的一条关键途径。我国社会对留学选择持有更加开放与宽容的态度美国留学生，无论是学业结束后选择在国外就业、定居，抑或是回国发展，均能获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自1978年起至2018年年末，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累计高达585.71万，其中国外学习者有153.39万，已毕业者达到432.32万，而在学业完成后选择归国的有365.14万，这一比例占已毕业人数的84.46%，出国留学与回国发展的态势已趋于平衡。

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进行了收紧，这一举措将影响到一部分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的计划。因此，原本计划赴美留学的学生及其家庭不得不重新审视和决定他们的留学方案。在我国，关于出国留学热潮的持续升温，社会舆论中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家长因攀比心理作祟，对国外大学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便盲目地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对此，舆论普遍呼吁学生和家长应进行理性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出国留学签证的收紧措施，将促使中国学子在出国留学决策上更加审慎。与此同时，英国众多知名学府，如剑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等，已开始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请，并认可其高考成绩作为入学依据。

我国教育部近年来持续致力于促进中国高考成绩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在美国，众多知名学府如旧金山大学、伊利诺理工大学、杨百翰大学、萨福克大学等均已接受中国高考成绩。若非签证政策收紧，中国学生通往美国高校的大门无疑将更加敞开。我国应区分对待美国政府和美国高校对留学生的立场，持续推动海外高校对中国高考成绩的认可，并促进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顶尖大学接纳更多中国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

促进中国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

有人觉得，海外留学热潮可以促使我国高等学府提升教育水平美国留学生，从而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在国内深造。近段时间，我国诸如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在国际大学排名榜单上的位置显著上升，其中清华的工程学科更是超越了麻省理工，荣登全球首位。不过，这种排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学术研究成果，但与全球顶尖大学相比，我国顶尖学府在培养人才的质量上，仍存在显著的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界普遍认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在中国之上。因此，部分中国高校在招聘新教师时，明确提出了海外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作为硬性条件。这一现象使得我国培养的博士们面临困境：连高等教育机构都不认可国内培养的“本土博士”，迫使许多有意从事教育或科研工作的人不得不选择出国深造。这种过度重视海外学历的人才评价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学历至上”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社会亟需摒弃对海外学历的盲目崇拜，打破“学历至上”的固有思维。

我国有必要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量，以便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在国内享受到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根据去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高层次人才供给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各级学生的培养体系进行优化，根据市场需求对培养规模进行调整，并适当增加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对此，有人觉得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已相当庞大，不应继续“适度扩张”。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判。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7年我国的博士生毕业生人数为5.8万，相较于2007年的4.14万人仅增加了1.66万人。在这十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博士生培养的规模却未能跟上这种变革的步伐。

根据其他数据，我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仅占美国的30%，而每百万人口中新增的博士人数也仅为美国的7%。从2009年到2017年，我国博士毕业生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8%，这一数字低于美国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在2017年，我国博士毕业生的总数达到了5.8万人，这一数字甚至低于美国在1970年的水平。我国亟需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全面进步，这涵盖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我们应适当扩充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另一方面，务必严格执行培养规范，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达到预期标准。

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曾指出，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较量，而研究生教育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能否吸引全球最顶尖的学生来我国深造，形成极具多样性的学生群体，这对创新及创新人才的培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美国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实施限制，我国理应加大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力度，吸引更多高质量、多样化的学生来华深造，这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