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面临的困境，跟其他学科遇到的难题一样，是个总能引发热议且经久不衰的话题。2010年，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在JSTOR数据库中输入“ in the ”，结果发现早在1922年，已有不少文献探讨过这个议题。他还留意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学术界对于人文学科现状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到了1964年，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书成为了热门读物。

然而，依据当下流行的网络表达方式，不妨设问：提及人文领域遭遇困境，究竟意指何事？关于此问题，似乎尚未形成明确见解。我计划从四个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初步分析。每次探讨时，顺序都是先论述西方，再分析中国，最终阐述我个人的见解。

人文学科正遭遇困境，其表现有二，一是入学者数量减少，二是该领域教师职位和科研支持被压缩。一位西洋学者通过考察注册学生人数，证实了事实情况与普遍认知存在些许偏差。1955年以后，当多数师范院校转型为综合型大学时，专攻人文专业的学子比例曾一度达到百分之十七左右的高峰。不过从1970年代到1985年前后跌至8%，接着这个数值再度攀升，于九十年代中段触及约10%的高点，尔后又回落至8%上下，直至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才跌至6%。

无论如何，研究型大学、精英文理学院与人文学科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终结了。过去二十年，文理学院中从事人文学科学习的学生比例从三分之一减少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学的相关学生数量也降至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这两类学校原本是人文学科的主要发展场所。西方大学教师一旦获得终身职位，便无需担忧经济问题。然而，那些没有主修专业的学生，只能为其他专业的学生讲授通识课程，这种依附他人的处境带来的苦楚显而易见。在日本，部分高校采取的措施是，人文学科的教师队伍会逐渐缩小，相应的经费支持也会大幅降低。

此类状况，在华夏未曾出现。国内高校扩招之路，仍在继续。部分新办院校，特别是私立高校，倾向于开设投入较小的文科专业。而顶尖学府的文科招生规模，依旧维持在较高数量。

以2018年而言，北京大学人文学部招生人数比例达十六分之一点六，未含元培班；南京大学人文类学生总数计三十零九名，含戏剧文学专业，排名第四位；北师大文学院招生人数在院系各专业中位列第二。实际上，数量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最近七八年里录取分数线始终位于顶尖行列人文学科包括哪些专业，成为首选，学生入学后基本没有转出本系的，而其他院系的学生每年有超过百人尝试通过转专业考试进入中文系。

其次，人文领域已不再是高校体系的主导领域。古代的教化，不论华夏还是西洋，从其涵盖领域、核心价值及教育目标来看，都与人文领域性质相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机构所授课程包含语言文字、演讲艺术、思维训练和数量计算。其中数量计算学科又可细分为空间关系、数量运算、天体观测和音律研究等分支。这些学科充分彰显了古典文明在知识传承中的至高价值。人文学科自文艺复兴之后，便成为大学的核心精神所在。作为现代大学理念的奠基者，普鲁士的洪堡和英国的纽曼两位教育家，不约而同地倡导教育应脱离实用目的，追求纯粹价值。他们共同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知识具有内在价值，自由教育旨在通过教育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学问往往相当局限，仅有的实际技能也仅能将学子引入专门的技艺学习，这些情况容易导致理解变得不完整。纽曼主张神学能够整合各类知识，洪堡则认为哲学才更适合担当此责。

西方高校在后续演进过程中，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被认为阐明了“所有可知事物内在的统一性”，因此人文学科被视为理应处于高校的核心位置。倘若高校旨在培育所谓不受职业束缚的个体，也就是不注重职业技能的锻炼，那么其根本目标其实是为了造就绅士，再往深层次说，就是培育贵族。高等学府原先赤裸裸地扮演着媒介角色，借助文化传承来促成社会延续，这一观点布迪厄早已阐明。

卡斯蒂利奥内于文艺复兴之际，在其著作《朝臣论》中阐明，唯有学识渊博者，才需在心智、体魄及思辨力诸方面接受周全的磨砺，若无艺术造诣与渊博见识，则难以跻身社会上层。与此同时，十八世纪的牛津与剑桥学府，其课程安排颇为局限，仅令学子通晓古典诗文及若干神学典籍。即便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哈佛等高等学府，其教学重心仍以拉丁文为要。

青年进入高校深造，并非旨在进行严谨的学问培养，而是旨在习得言谈得体、行为得体这类交际本领，拓展社会关系，为将来成为社会栋梁奠定基础。不过，就实际的教育科目来说，它与当代社会进步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差距。有研究者著成《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式微，1850—1980年》这部著作，指出英国工业精神的式微，部分源于英国教育界以及文化领域对工业精神的排斥人文学科包括哪些专业，这种态度助长了工业精神的衰退。

卡斯蒂利奥内

伦敦大学学院这类教育模式不同于牛津和剑桥，它融合了实用主义思想，既包含自然科学，也涉及应用技术，同时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因此更能满足工业化时代社会的需求，这种办学方式最终演变成了西方现代大学普遍采纳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人文科学的鼎盛时期也渐渐远去，不再重现。西方人文领域的学者们悲叹着学科正在衰落，这种激烈的失望情绪，部分源自于对先辈们那无比荣耀与辉煌时代的深切怀念。

在中国，不考虑民国阶段，那段时间或许能说明人文学科为何总在追忆往昔，自建国之后，似乎没有那样富足的前辈，人文学科实际上一直比较衰微。

1950年，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主张，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培养具备扎实学识的技术人才，诸如工程师、农艺师以及医师，而非只会夸夸其谈的文科学生。经过院系调整，文科、财经和法律这三个领域的学生比例，从1949年的33.1%下降至1957年的8%。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知识，无论到何处都能从容应对，这句谚语流传甚广，凸显了文学类学科被轻视的状况。然而，同以往相比，如今人文学科的社会认可度已显著增强。从这个角度观察，很难断言其正面临困境。

高等教育正显现出显著的商业倾向，这对人文领域的存续构成了挑战。校长的职责如今更像是企业董事长的角色，核心任务在于获取各类资源。经营大学如同经营公司，其最终产出是学生。当下，教育的重心已从如何塑造符合人性理想的人才，转变为如何制造能够满足后工业经济时代职业需求不断变化的劳动力。职业化趋势导致高校评价更注重实际功用，因此与社会关联不大的文科领域，被当作无用的学问，逐渐被人忽视。过去，文学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作为情感共鸣的实体载体备受推崇，如今全球化的商业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

高校推行的公司化运作方式，与人文学科所主张的学术独立理念不相容。人文学科若无法应对社会提出的难题，若不能认识数字化或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现象，若不能解答生命医学新进展带来的伦理困惑，就难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人文学科为了彰显自身价值，部分摒弃了本该有的纯粹性，不再坚持纯粹求知本身的合理性辩护，开始侧重文化层面的政治参与，换言之，借助凸显自身政治层面的介入性来阐释自身意义与价值。

西方的人文学科，特别是顶尖大学的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文化研究这一方向。这种文化研究，其主要目标是指向实际操作的，其最终效果并非体现在研究领域本身，而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运动或民主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成果上。

从实质上看，“文化”尽管标榜为“跨学科”性质，却缺乏独立的学术方法，也缺少专门的学术范畴，它泛指一切事物。所以，它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无法界定具体的内容。所以，文化研究尽管致力于批判意识形态或资本主义体系，却出人意料地，其实践过程恰恰与它声称要抵制的使用价值模式如出一辙：文化研究偏爱的范畴，诸如同性恋议题、后殖民理论、种族问题、激进政治活动，甚至吊带裙、酒吧文化以及吸血鬼传说等，实际上都演变成了文化潮流，而“文化”这一概念，就跟货币一样，成了没有具体指涉的符号，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

假如，世界上的高校纷纷模仿美国的教育方式，中国的大学似乎难以脱离这种普遍趋势而保持独立。如今，中国的大学已经废弃了985、211的标签，开始致力于打造顶尖学府。然而，依据某位加拿大学者雷丁斯在二十世纪的见解，所谓“顶尖学府”与先前提及的“文化”理念相似，均是一种空洞无物、缺乏实质内涵的目标，最适宜技术官僚通过数字手段进行管控。评判一个学者是否卓越的依据，不再是学术本身的内在准则，而变成了诸如被引次数、所获荣誉、在权威期刊发表文章篇数等外在的量化指标。

如今国内高校的表格填写任务实在繁重，连一块可以安放平静书桌的地方都难以寻觅，各类项目申报、资格评定、荣誉评审、人才工程申报，以及学科教学检查、排名考核等事项层出不穷，导致人文领域的学者们应接不暇，穷于应对，而探索的愉悦、治学的热忱、思想的自由与情操的高洁却日渐匮乏，这种境况恰恰是人文学者立身处世的根本前提。就此而言，中西方大学面临的人文学科的危机都是类似的。

第四，人文学科的困境能否看作是知识结构的自我瓦解？早在多年以前，我们就接触过诸多“终结”学说，例如维特根斯坦声称他探究的宗旨在于“为笼中飞虫找到一条通路”。若我们恪守真理，应当让哲学归于平静。海德格尔则指出，哲学的衰落印证了科技对世界实施操控和规划的得逞。

另外，我们听到了教育消亡、文学消亡、艺术消亡，乃至后结构主义也宣称了人的消亡。其实，各种消亡，并非某种形式的精神活动彻底终结了，只是它们正处在转变的阶段。黑格尔断言艺术已经终结，实际上是指古典艺术已经终结，北美英文系不再热衷文本细读和新批评，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已经终结，而是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比如它在追求后现代理论或投入文化研究热情中，找到了新的学术产出途径。

黑格尔

那么，从学问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科领域是否面临困境呢？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最严峻的挑战。核心所在在于，中国的文科领域实际上从未获得过充分的成长机会。

如今我们习得的知识架构大体源自西洋，其中，理工学科比较容易快速学会，而人文领域的学问则最难精通，特别是人文学科起步网校，一方面它或许会和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共用部分基础的方法、推理路径或认知角度，这些都被视为通往真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却始终与传统文化、过往经验、语言表达、历史记忆、认知方式、社会风俗尤其是价值观念紧密交织，它无法被简化为符号或模式。

当今，我国诸多科技方面已跻身全球顶尖行列，然而人文领域与西方相较，整体实力尚有显著差距。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现状，这或许预示着人文领域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